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莱昂纳尔在东京大学的演讲结束以後，迅速在整个日本的舆论界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轰动。而原本他刚来的时候，日本的报纸还保持着克制，鹿鸣馆的舞会虽然盛大，但那只是华族和高官们的事。
几家大报纸敷衍地描述了他所受到的欢迎，并且是放在「文坛杂俎」这种栏目里。
於是「法国文豪来日巡访参观」的新闻，和「某俳人新作发表」、「歌舞伎座新剧目上演」挤在一起。
这种克制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早在莱昂纳尔来日本之前，东京的报馆老板们就私下议论过该怎麽报导他。
法国文人是什麽德性，他们多少听说过——
巴黎的作家们成天泡在咖啡馆和沙龙里，写些伤风败俗的，画些不堪入目的图画，私生活更是混乱不堪。
比如那个写出《羊脂球》的莫泊桑，据说有上百个情妇！
如果莱昂纳尔也是这样一个「伤风败俗」的法国文人，那日本的报纸怎麽能大肆报导？
更何况，万一莱昂纳尔是抱着「猎奇」的心态来的呢？
这些年到日本来的西方人不少，外交官、传教士、商人、冒险家，什麽人都有，唯独没有文化名人。
绝大多数外国人对日本的态度，都让日本的精英阶层很不舒服一并不是蔑视，蔑视至少还能激起愤怒。
他们对日本几乎都是一种居高临下的「欣赏」，像在动物园里看珍禽异兽。
他们拍日本的寺庙，拍日本的艺伎，拍富士山和樱花，拍那些最符合「东方风情」想像的景象————
然後把照片带回欧洲，印在明信片上，卖给那些一辈子不会来日本的人。
他们夸日本「美丽」、「精致」、「神秘」，但从不把日本人当成和他们一样的人。
日本拼命学西洋建铁路，造工厂，办大学，改法律，穿西装，跳华尔兹—
就是想证明自己已经「文明」了，已经不是「珍禽异兽」了。可那些西方人还是不把他们当回事！
鹿鸣馆的舞会办得再盛大，欧洲的外交官也只会在私下里评价「日本华族们的姿态笨拙但精神可嘉」。
精神可嘉？这夸奖比骂人还难听。
所以莱昂纳尔来的时候，日本报纸的心情很复杂。
一方面，这是欧洲顶级的文化名人主动来日本，前所未有，当然要大报特报。
另一方面，他们又怕一怕莱昂纳尔回去写的又都是富士山、艺伎、武士刀、切腹、
忠臣藏之类的「东洋奇观」。
然後再把日本人刻画成一群可爱的、努力模仿西洋的黄皮猴子。
要是那样，他还不如不来！
——直到三月一日下午，《东京日日新闻》的年轻记者德富苏峰，带着采访的手稿回到报社以後。
他被派去听演讲纯粹是因为资历浅一—老记者们不仅英语糟糕，而且都不想浪费时间去听一个法国人「布道」。
德富苏峰曾经在东京的同志社英语学校学习，英语很好，还会一点法语和德语，是报社难得的外语人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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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他那天的样子把整个编辑部的人都吓了一跳—脸是白的，眼睛是红的，就像刚刚哭过，手里紧紧攥着笔记本。
总编兼社长福地源一郎问他：「怎麽了？演讲取消了？」
德富苏峰摇头。
「他说什麽了？」
德富苏峰张了张嘴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他把笔记本往福地源一郎的桌上一放，然後蹲在墙角，抱着头，不动了。
福地源一郎拿起笔记本，翻开第一页。
德富苏峰的字迹很潦草，看得出是边听边记的，很多地方用了缩写。
但莱昂纳尔说的那些话，还是一句一句跳进他眼睛里」文学语言必须是活人嘴里说出来的话。」
「日本人用别人的语言写作，写得再好，只是在给那个已经死了的时代守灵。」
「个体命运高於阶层身份。这是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最根本的区别。」
「首先应当忠於人，而不是忠於训诫。」
「真正的文学应当能反过来审问——日本今天的文明，究竟建立在什麽基础之上？」
福地源一郎看完，把笔记本合上，沉默了很久。
然後他站起来，走到德富苏峰面前，蹲下身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「回去写稿子，能写多少写多少。明天头版。」
德富苏峰擡起头，眼睛还是红的：「可是社长，我记不全，我完全听入迷了，很多话都忘了记。」
「记多少写多少。」
「可是————」
「你不写，别人也会写。你是在场的人，你写得比别人更真切。」
德富苏峰咬着牙站起来，走到自己的座位上，拿起笔。
第二天，《东京日日新闻》的头版头条是—《法国文豪索雷尔氏，於东京大学传授文学真理》
标题下面是一篇将近三千字的报导，几乎就是德富苏峰笔记的全部内容，福地源一郎一个字都没删。
同一天，《朝野新闻》也刊登了演讲的详细记录，篇幅更大，足足占了两个整版。
他们的记者准确地还原了莱昂纳尔说的每一句话，甚至连最开始那句「我不是来教你们怎麽写的」都没漏掉。
《朝日新闻》除了报导外，还特地加了一篇评论，标题是《我国文学之歧路—听索雷尔氏演讲有感》。
第二天开始，几家报纸就派人守在东京大学的校门口，拦住每一个学生，询问他们是否听过莱昂纳尔的演讲。
到了第三天，各家报纸至少登了十几篇学生的访谈，虽然每个人的说法都不太一样，但每一篇都用了很多感叹号。
有一个叫山田武太郎的预备科学生的访谈特别引人注目，记者问他听完演讲的感受，他直接把一本笔记本递给记者。
记者接过笔记本，看到上面写着——
【如是我闻。一时，索氏在东京本乡，与大文学部诸生教授百五十人俱。尔时，索氏着裘持杖，入讲堂，升高座。
有文学部生在大众中，即从座起，白索氏言：「希有文豪！我等久仰盛名，如旱苗望雨。今日得见，幸甚幸甚。
我等欲兴新文学，心有所住，应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」
索雷尔氏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说，汝等欲兴新文学而心有所住。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
汝等欲兴新文学者，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」
「唯然，愿乐欲闻！」
「所有一切文学之类若汉文，若和文，若雅言，若俗语，若译体，若古体，若今体，若戏作——
我皆令入活人之语而度脱之。如是度脱无量无数无边文体，实无文体得度脱者。何以故？
若文学者有汉文相、和文相、雅俗相、美丑相，即非真文学————」】
记者惊问：「你这是用佛经的格式写的？」
山田武太郎点点头：「因为索雷尔先生说的话，对我来说就像佛经一样。」
这段访谈登出来以後，整个东京都轰动了。
不是因为这个学生把莱昂纳尔比作佛陀—日本人向来喜欢用佛教的框架来理解新事物，这不算稀奇。
稀奇的是他的态度，一个东京大学的学生，日本最顶尖的精英，居然用近乎宗教崇拜的语气来谈论一个外国人。
这在日本近代史上极为罕见。
而整个东京地区，凡是能接触到报纸的学生，都在热烈地讨论莱昂纳尔的演讲。
甚至开始有学生举着报纸问讲授汉文的老师：「索雷尔先生说，在日本，汉文是死人的语言，您怎麽看？」
到了三月五日，报纸对莱昂纳尔的报纸开始走向失控，其中就属《读卖新闻》最夸张。
作为一份刊登通俗和市井传闻的小报，它敏锐地抓住了热点，头版标题赫然是：
《日本文学的「救主」降临了！》
文章里写道：
【————索雷尔氏，年未满三十，然其学识之渊博，思想之深邃，言辞之犀利，实为吾辈见所未见————
彼不远万里，自巴黎而来，非为猎奇，非为游玩，乃专为传授文学之真理於我日本青年————
其言如甘露，其行如慈父，其德如圣人————东京大学诸生，闻其言者，无不感泣————】
日本政府和井上馨完全没有预料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。
鹿鸣馆门口聚集的记者和年轻人越来越多，最早只有十几个人，後来变成三四十个，到三月五日已经超过了一百人。
他们从早到晚守在那里，只要鹿鸣馆的大门开一条缝，所有人就一起往前挤。
有人想递自己的给莱昂纳尔看，有人想请莱昂纳尔签名，有人只是想对莱昂纳尔说一句「谢谢您来日本」————
还有人什麽都不为，就是站在那里，因为「和索雷尔先生呼吸同一片空气也是好的」
这是《读卖新闻》采访一个女学生时，她亲口说的。虽然很多人认为这完全是记者为了博眼球杜撰出来的。
三月六日的深夜，一个名叫幸田露伴的年轻人翻过鹿鸣馆的围墙，怀里揣着一沓厚厚的手稿。
虽然他没跑几步就被保安抓住了，但还是引起了井上馨极大的警惕，临时给鹿鸣馆增加了十多名守卫。
第二天，幸田露伴翻墙的故事见了报。《读卖新闻》再次抓住热点，以《文学青年，夜闯鹿鸣馆》为标题报导。
文章最後写道：【其志可嘉，其情可悯。我国青年对文学之热忱，由此可见一斑。】
但在这几天的混乱中，最风光的人不是莱昂纳尔，而是孙文。
由於莱昂纳尔拒绝接受专门的采访，记者们求见无门，就把目光转向了莱昂纳尔身边的人。
尤金·阿杰特和约瑟夫·康拉德都是外国人，而且一个只懂照相、一个只懂航海，问不出什麽；
鹿鸣馆的侍者和官员们又守口如瓶；於是只有孙文了。
孙文没有拒绝采访。准确地说，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「应该」拒绝采访。
当记者在鹿鸣馆外拦住他，问他「孙先生，您对索雷尔先生有什麽了解吗」的时候，孙文的眼睛亮了。
他就站在路边，用英语整整说了四十分钟，滔滔不绝，引经据典，还夹杂着大量「索雷尔先生曾经对我说————」
第二天，《邮便报知新闻》登出了孙文的访谈，标题是《索雷尔氏之清国随员，畅谈文豪思想》。
文章里称孙文为「索雷尔氏最亲近的东亚弟子」，「虽年少，然见识不凡，谈吐从容，颇有乃师之风」。
孙文看完报纸，兴奋得在房间里转了好几个圈。他把那篇报导读了三遍，然後小心翼翼地剪下来，夹进笔记本里。
从那以後，每天都有记者来找孙文。孙文来者不拒。他站在鹿鸣馆的庭院里，被一群记者围着，用英语侃侃而谈。
他的英语虽然带着广东口音，但流利得很，而且说起话来条理清晰，时不时还能冒出几句莱昂纳尔式的警句。
「索雷尔先生说过，复杂的只是弱者的挣紮，强者只需要一招。」
「索雷尔先生认为，语言统一是现代国家的基石。」
「索雷尔先生对日本的评价？他说日本有菊」的一面，也有刀」的一面。具体是什麽意思，你们自己去想。」
记者们如获至宝，把这些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，还让报社的雕版师傅画了孙文的模样，和文章一起印刷出来登了报。
报纸上孙文穿着莱昂纳尔送他的西服，眼神明亮，虽然留着一根粗辫子，但看起来确实有几分「少年英才」的样子。
日本的年轻人们开始嫉妒了。
「那个清国人凭什麽？」一个东大的学生在咖啡馆里拍着桌子说，「他不过是运气好，在夏威夷碰上了索雷尔先生。
要是索雷尔先生先来日本，我就是那个随员！」
他的同伴冷笑：「你？你英语说得过他吗？据记者说，他的英语好得像美国人！」
「我————」
「你呢？你连《血字的研究》的英文版都读不懂。」
那个学生涨红了脸，不说话了。
类似的对话在东京的各个角落里反覆上演。日本年轻人一边疯狂追捧莱昂纳尔，一边对孙文羡慕嫉妒恨。
有人甚至给报社写信，建议「由政府出面，选派优秀日本青年，随侍索雷尔先生左右，以取代清国随员」。
这封信被登在《读卖新闻》的读者来信栏目里，引发了更大的争论。
莱昂纳尔听说了孙文这几天的表现，什麽都没说。
只是在吃晚饭的时候，忽然问了一句：「你最近和记者说的话，有没有添油加醋？」
孙文立刻放下筷子，正色道：「绝对没有。我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您说过或者我亲身体会的。我以人格担保。」
莱昂纳尔看着他，停了几秒，然後点了点头：「那就好。」
孙文暗暗松了口气。
他确实没有瞎编莱昂纳尔的话，但加了不少自己的理解和发挥，不过他安慰自己—
严格来说，这不算撒谎！
不过莱昂纳尔似乎不在意。或者说，他默许了。
这几天里，莱昂纳尔也不是什麽都没做。他陆续参观了东京的工部大学校、海军兵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。
其中工部大学校是日本最顶尖的工程技术学府，由工部省直辖，专门培养铁路、矿山、电报、建筑等技术人才。
校长大鸟圭介亲自迎接，带着莱昂纳尔参观了绘图室、物理实验室、机械工坊和土木工程模型室。
莱昂纳尔看得很认真。他在物理实验室里停留了将近一个小时，详细询问了日本在电力研究方面的进展。
当得知工部大学校已经开设了电学课程，并且有专门的实验室时，他点了点头，说：「很好。」
就这两个字。在场的学生和教授们等了半天，以为他还有下文。但莱昂纳尔已经转身走向下一个展厅了。
在机械工坊，莱昂纳尔看到一台从英国进口的蒸汽机模型，停下脚步，问：「这台机器，日本自己能造吗？」
大鸟圭介犹豫了一下，诚实地说：「目前还不能。核心部件需要从英国进口，我们只能做外壳和一些简单的零件。」
莱昂纳尔点点头，没再问了。
整个参观过程持续了三个小时。莱昂纳尔全程表情平静，偶尔点头，问一两个技术性的问题，但从不发表长篇大论。
记者们跟在後面，拼命想从他脸上读出点什麽，但什麽都读不出来。
参观结束後，大鸟圭介请莱昂纳尔对学生们说几句话。
莱昂纳尔想了想，说：「你们学的东西，比文学有用。好好学。」然後就离开了。
这句话被记者们记下来，登在第二天的报纸—《索雷尔氏评工部大学校：比文学有用！》。
文章里写道：「索雷尔氏虽为文豪，然於工科之重视，溢於言表。其对我国工业教育之肯定，令人振奋。」
但校长大鸟圭介私下对同事说：「他说比文学有用」，意思是不是我们的文学太没用了？」
而莱昂纳尔在海军兵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的参观过程中，说的话更少。只有在观看陆军士官学校的士兵操练时，忍不住说了一句「很好！很有精神！」
无论两所学校的校长伊东佑鹰与曾我佑准如何邀请，他都用同样的理由拒绝了：「我不懂军事。」
离开陆军士官学校的路上，孙文忍不住问：「索雷尔先生，您为什麽两次都说自己不懂军事？您明明————」
莱昂纳尔打断他：「我就是不懂。」
孙文闭上了嘴。
随後莱昂纳尔又谢绝了参观造兵厂和品川玻璃厂、富冈制丝厂的行程。
井上馨没有勉强他，只是在日程表上把这些项目划掉了。
整整一周的折腾後，莱昂纳尔在东京的行程，终於只剩下一项了。
一八八五年三月九日，庆应义塾大学的三田校区，刚刚清晨就早早地喧闹起来了。
事实上，很多人前一天晚上就没睡。住在三田附近的塾生们天还没亮就起床了，一遍遍检查自己的仪容。
住得远的垫生乾脆在教室打地铺，省得第二天赶路。
校长福泽谕吉本来在大阪参加一个关於废除太政官制、确立内阁制的讨论会。
但接到来自东京的电报後，他就立刻中断行程，连夜坐马车返回。
电报是他的长子福泽一太郎发的，只有一行字—「索雷尔氏九日来访。父亲速归。」
福泽谕吉看完电报，对身边的人说：「这是我等了十年的机会。」
福泽谕吉今年五十一岁。他的《劝学篇》已经出版了十三年，《文明论概略》也出版了十年。
他甚至被日本人称为「日本的伏尔泰」！
庆应义塾是他一手创办的，是日本最早传授西洋实学的私立学校，也是「文明开化」最重要的思想阵地。
但福泽谕吉心里清楚，无论他在日本有多大的影响力，在西方人眼里，他依然只是一个「开化的野蛮人」。
他写文章批评中国和朝鲜「固守旧习，拒绝文明」，自己则全力推动日本学习西洋的制度、技术、思想和生活方式。
他相信只要日本足够「文明」，西方列强就会把日本当成平等的夥伴。
可现实一次次打他的脸。
不平等条约还在。治外法权还在。西方人看日本的眼神，还是那种居高临下的「欣赏」。
鹿鸣馆的舞会办了一年多了，华族夫人和小姐们跳了无数支华尔兹，可修约谈判依然毫无进展。
福泽谕吉渐渐明白了一个残酷的事实：
西方人承认你「文明」，不会是因为你学了他们的衣服、舞蹈和刀叉，只会是因为他们觉得你「有用」；
又或者，因为他们觉得你有足够的实力，能威胁到他们。
日本现在既不够「有用」，也谈不上「威胁」。所以西方人还是把日本当成一个有趣的、努力模仿西洋的东方国家。
直到莱昂纳尔·索雷尔来了。福泽谕吉在火车上，看完了所有能搜集到的关於莱昂纳尔的报纸。
从莱昂纳尔抵达横滨的报导，到东京大学演讲的详细记录：从孙文的访谈，到学生们对演讲内容的争论；
从工部大学校的参观，到海军兵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的沉默————他一个字都没漏。
看完之後，福泽谕吉靠在座椅上，闭着眼睛想了很久。
然後他对随行的塾生说：「这个人不一样。」
塾生问：「哪里不一样？」
福泽谕吉没有回答，只是从自己包里掏出一份他反覆斟酌，写了很久的文章，然後拿出笔，再次修订起来。
如果莱昂纳尔·索雷尔之前「征服」了日本，那他就要用这篇文章「征服」莱昂纳尔·索雷尔。
文章的封面，是用汉字写的三个大字：
脱亚论（两更合一，求月票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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