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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上21点，汉东市火车站广场还笼罩在夜色里。王有福背着鼓鼓囊囊的蛇皮袋，和二十几个同乡聚在候车室门口。
他们买的是最早一班回安省的火车票，六点十分发车。
“福哥，这回回去，真不来了？”一个年轻同乡问。
“还来干啥？”王有福点了支烟，“钱拿到了，回家把地种好，再找个近处的活儿。江省这地方……”他摇摇头，没说完。
但大家都懂。这一年的经历，让他们对这个曾经满怀希望的地方，只剩下一声叹息。
候车室的电子屏跳动着车次信息。去往安省的车开始检票了。
王有福掐灭烟，提起袋子：“走吧，回家了。”
一行人排着队进站。
蛇皮袋里装着的，除了几件换洗衣服，还有在汉东买的特产——给老婆的围巾，给孩子的书包，给老人的膏药。
虽然不贵，但都是他们精挑细选的。
火车缓缓驶出站台。王有福靠窗坐着，看着窗外渐渐亮起来的天色。
城市的高楼向后倒退，然后是郊区的厂房，再然后是大片的农田。
一年前，他们就是沿着这条铁路来的，满怀希望。
一年后，他们沿着同一条铁路回去，带着疲惫，也带着终于到手的血汗钱。
“福哥，你看。”旁边的同乡指着窗外。
远处，江港自贸区那片建筑群在晨光中露出轮廓。
高高的写字楼，整齐的仓库，宽阔的道路。从火车上看，依然气派。
但王有福知道，那片气派背后，有多少和他们一样的工人，还在等着拿钱回家。
“别看啦。”他拉上窗帘，“眼不见心不烦。”
火车加速，那片建筑群渐渐消失在视野中。
同一时间，省政府大楼里，气氛紧张。
李毅飞坐在办公室，面前摊着三份报告——审计厅的江港园区财务审计报告、公安厅的周文凯案件进展报告、京城纪委的钟鸣问题初步核实报告。
每一份都厚得像砖头，每一份都沉甸甸的。
陈默敲门进来：“李省长，人都到齐了。”
“好。”李毅飞站起身，拿起那三份报告，“走吧。”
会议室里坐满了人。
除了专案组的核心成员，还有省高院、省检察院的负责同志。
这是案件移交司法程序前的最后一次协调会。
李毅飞在主位坐下，开门见山：“三份报告大家都看了。
直接说结论——江港项目的问题，已经不仅仅是违规操作，而是涉嫌刑事犯罪。
审计报告显示，至少有三十亿资金去向不明；
周文凯交代，他向九名厅级干部行贿；中纪委初步核实，钟鸣涉嫌利用职权为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。”
李毅飞顿了顿，环视会议室：“今天这个会，就是确定下一步——哪些线索继续深挖，哪些证据已经充分可以移交，哪些人要采取强制措施。”
公安厅经侦总队长老赵第一个发言：“周文凯案，行贿对象已经明确，证据链完整。
我们建议，对九名厅级干部中的七人立案侦查，另外两人还需要补充证据。”
“哪七个人？”省检察院的副检察长问。
老赵念了七个名字。其中有三个已经退休，四个还在职，都是省直部门或国企的负责人。
会议室里响起低低的议论声。这七个名字，在江省政商界都不是小人物。
“证据能站住脚吗？”副检察长追问。
“能。”老赵很肯定，“银行流水、通讯记录、证人证言，都全了。周文凯交代的每一个细节，我们都做了核实。”
李毅飞看向省高院的副院长：“司法程序上，有没有问题？”
“只要证据确实充分，程序合法，就没问题。”副院长说，“但要注意一点——这七个人里，有四个是省管干部，立案要经过省委批准。”
“这个我来协调。”李毅飞记下，“继续说。”
审计厅长赵明推了推眼镜：“三十亿不明资金，我们追查到十八亿的去向。
其中十二亿通过地下钱庄流到境外，进了赵同意的新国公司；
六亿留在国内，分别进入了二十几个个人账户。
这些账户的持有人，大多是项目相关人员的亲属。”
他翻开报告：“比如，江港园区前总经理的妻子，在深圳有两套房产，价值一千二百万，购房资金无法说明来源。
再比如，市规划局一个处长的儿子，在澳洲留学，三年花费两百多万，远超家庭正常收入。”
“这些人的问题，够立案吗？”李毅飞问。
“够。”赵明点头，“我们已经把材料移交给纪委和公安。”
会议开了一个半小时。
结束时，李毅飞做了总结：“第一，公安这边，对证据确实充分的七个人，立即启动立案程序。
第二，审计这边，继续追查剩余十二亿资金去向。
第三，京城纪委那边，我们全力配合对钟鸣、赵长春的调查。”
李毅飞站起身：“同志们，这个案子查了两个月，现在是收网的时候了。我要提醒大家——依法办案，实事求是。
该查的查清楚，不该查的不扩大。每一个决定，都要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。”
散会后，李毅飞回到办公室。陈默跟进来，关上门。
“领导，刚接到电话，钟鸣今天上午去了京城，说是参加一个老干部座谈会。”陈默压低声音，“但我们的同志发现，他还去了某部委，见了赵长春。”
李毅飞眼神一凝：“见了多久？”
“四十分钟。谈话内容不清楚，但钟鸣出来时脸色不好。”
“赵长春什么反应？”
“赵长春送他到门口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了句什么。离得远，没听清。”
钟鸣去找赵长春，无非两种可能——求援，或者串供。
无论是哪一种，都说明他们感觉到了危险。
“通知我们在京城的同志，”李毅飞转身，“密切注意钟鸣和赵长春的动向。另外，让专案组加快进度，特别是境外证据的固定。我估计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”
“明白。”
陈默离开后，李毅飞拿起手机，拨通了冷明沐的电话。
“冷书记，钟鸣今天去京城见了赵长春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：“知道了。京城纪委的同志已经注意到了。他们让我转告你，按计划推进，不要受影响。”
“好。”
挂断电话，李毅飞重新坐回桌前。
桌上的三份报告，像三座山，压在他的案头，也压在他的心上。
他翻开周文凯案的卷宗，里面夹着一张照片——是那幅清代山水画，钟鸣生日时收到的“礼物”。
画很精美，山峦叠嶂，云雾缭绕，落款是清代一位名家。
这样一幅画，市场价八十万。对钟鸣来说，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生日礼物；对普通人来说，是一辈子都挣不到的钱。
李毅飞想起王有福。
四十八万工钱，二十几个人等了一年。而钟鸣收一幅画，就值八十万。
这种对比，让人心寒，也让人愤怒。
李毅飞合上卷宗，拨通了陈默的内线：“通知专案组，明天下午两点开会。我要听境外证据的详细汇报。”
“是。”
第二天下午的会议开得很长。
从新国传回来的资金流水显示，赵同意公司在过去五年里，不仅接收了江港项目的“咨询费”，还接收了来自其他省份十多个项目的资金，总额超过五亿美元。
“这些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点，”负责境外调查的同志说，“都是赵长春在职期间推动或关照过的。而且，每个项目都有国资流失或债务问题。”
“证据能固定吗？”李毅飞问。
“正在固定。新国警方很配合，但司法程序需要时间。我们估计，全部证据到位至少要一个月。”
一个月。太长了。
“能不能先移交部分证据？”李毅飞说，“比如江港项目的这部分，已经很清楚了吧？”
“可以。但这部分证据移交后，可能会打草惊蛇，影响其他案件的调查。”
会议室里安静下来。
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——要么等全部证据到位，一网打尽；
要么先移交部分证据，解决眼前的问题，但可能让其他鱼跑掉。
李毅飞沉思片刻：“这样，江港项目的证据先移交。
其他案件的证据继续收集，但要加快进度。我们等不起，老百姓更等不起。”
“明白。”
散会时，已经是傍晚。李毅飞走出会议室。
就像很多事一样——看似辉煌，实则短暂；看似坚固，实则脆弱。
江港项目如此，钟鸣、赵长春这些人，也如此。
手机震动了一下。李毅飞看了一眼，是条短信，没有署名，只有一句话：“得饶人处且饶人。”
他盯着这条短信看了几秒，然后删掉了。
有些事，不能饶。有些账，必须算。
不是为了个人恩怨，是为了那些像王有福一样的人，为了他们能拿回该拿的钱，过该过的日子。
夜幕降临，城市华灯初上。李毅飞回到办公室，继续看那些厚厚的卷宗。
灯光下，他的影子投在墙上，很坚定，也很孤独。
但这就是他的选择。从很多年前，他选择这条路开始，就注定要面对这样的夜晚，这样的孤独，这样的重量。
而他能做的，就是扛着这份重量，一步一步，走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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