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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章波这点言语上的小挑衅，与孙主任课上说到的那个沉重未来相比，实在微不足道。他更在意的是，在甲班这个新环境里，似乎并不仅仅是学业上的挑战。
人际关系，出身差异，甚至一些微妙的竞争与排斥，都已悄然浮现。
但这，或许也是“门槛”的一部分。
他抬起头，看向图书馆的方向。
那栋红砖灰瓦的二层小楼，在夕阳中静静矗立。
那里有书籍，有知识，有左先生所说的“钥匙”，或许也有孙先生提出的那个沉重问题的、属于他林怀安的答案的一线端倪。
四人不再多言，向着图书馆走去。
身后，教学楼的阴影被夕阳拉得很长，很长，仿佛预示着某个漫长而艰难时代的开端。
而他们年轻的身影，正步入那片被知识和思想照亮的领域，去寻找穿透黑暗的光。
图书馆的灯光，在秋日的暮色中次第亮起，像一双双温和而沉静的眼睛。
林怀安、马文冲、刘明伟、黎娇娥四人，在靠窗的一张长桌旁坐下，各自摊开了书本和笔记，却都没有立刻开始阅读。
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心照不宣的滞重。
孙主任下午那堂课的余波，仍在每个人心头激荡。
“中日必有一战”——这不再只是报纸上耸动的标题，或是街头巷尾忧心忡忡的议论，而是从一位严肃的教务主任口中，以一种近乎判决的口吻宣示出来的、冰冷的未来。
它像一块沉甸甸的铅，压在胸口，让人呼吸不畅，却又无法忽视。
“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……”
刘明伟翻着左先生提到的英文原版书，试图用轻松的语气打破沉默，“左先生让我们思考‘冒险’对汤姆和我们意味着什么。
汤姆的冒险是钻山洞、当海盗、寻宝藏。
咱们的‘冒险’……难不成是天天看日本人演习，绕着机枪走路？”
他试图笑一下，但笑容很快消失在嘴角。
黎娇娥正小心地翻开马文冲帮她找到的最新一期《东方杂志》，闻言轻轻叹了口气，秀气的眉宇间笼着化不开的愁绪：
“若是那样的‘冒险’，倒宁愿不要。
孙先生说的那些建设成就，铁路、工厂、学校、法律……听的时候觉得振奋，可一想到战火一起，这些都可能……心里就堵得慌。”
她纤细的手指抚过杂志封面上“国难与教育”的标题，指节微微发白。
马文冲摘下眼镜，用衣角仔细擦拭着，语气低沉：
“是啊。孙先生讲‘文明’与‘野蛮’，讲日本是‘弱质文化’的‘扭曲反扑’，听着解气，也更觉悲凉。
我们并非没有文明，甚至曾是他们文明的老师。
可如今，老师竟要被学生以如此野蛮的方式‘教训’、‘开化’，这难道就是‘世事如棋局局新’，‘长江后浪推前浪’？”
他引用了《增广贤文》里的句子，却带着浓浓的讽刺和无奈。
林怀安没有立刻加入讨论。
他面前摊开的，是孙主任那堂课的笔记，以及一本从历史类书架上找来的、讲述甲午战争始末的旧书。
他的目光，却似乎穿透了纸页，望向窗外沉沉的夜色。
图书馆窗外，是中法中学不算宽阔的操场，更远处，是北平城低矮的、在暮霭中连绵起伏的屋脊。
那些寻常的街巷里，此刻正上演着怎样的悲欢离合？
是母亲呼唤孩子归家的炊烟，是小贩收摊时的零星叫卖，是茶馆里昏黄灯光下的说书声，还是深宅大院中，对时局变幻的忧心议论？
他想起了西山温泉村的那个暑假，想起了校董李石曾先生那番推心置腹的讲话。那些关于工业、关于农村、关于“良性循环”与“恶性循环”的话语，此刻在“中日必有一战”的沉重预言背景下，显得愈发清晰，也愈发……脆弱。
“李先生说，要办工业，学技术，造自己的机器、枪炮、火车。
他说，这要很久，也许几十年，上百年，但再久也得做，因为不做，就永远没有希望。”
林怀安缓缓开口，声音不高，却将另外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来，“他说，我们这些学生，好好读书，学知识技术，将来去办工厂，搞科研，当老师，做记者……每个人在自己位置上，做能做的事。
工厂多了，农村才有出路；报纸敢说话，问题才有人管；学校多了，孩子才有希望。”
他顿了顿，手指无意识地划过笔记本上“建设成就”那几个字：“可孙先生今天讲的这些成就，铁路、工厂、学校、法律……不正是李先生说的，那一点点正在‘生长’的希望吗？
但孙先生也说，这些成就很脆弱，一旦战火燃起，可能毁于一旦。
那我们现在的努力，读书，求知，想着将来去建设……在必然到来的战争面前，还有意义吗？
是不是就像李先生说的，我们还没等到‘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’，野火就先烧过来了？”
这个问题太尖锐，也太沉重。
桌边一时陷入了更深的沉默。
图书馆里只有书页翻动的沙沙声，和远处管理员偶尔的咳嗽声。
昏黄的灯光，将四个年轻人的身影拉长，投在斑驳的木地板上，显得有些单薄，也有些倔强。
“《左传》有云，‘居安思危，思则有备，有备无患’。”
马文冲重新戴上眼镜，镜片后的眼睛闪着思索的光，“孙先生指出‘必有一战’，正是要我们‘思危’、‘有备’。
而李先生强调建设，强调工业救国、科技救国，正是‘有备’的具体路径。
两者看似一急一缓，一破一立，实则相辅相成。
若无建设，无工业科技之基础，即便有血战之心，也不过是‘暴虎冯河，死而无悔’的匹夫之勇，最终难免‘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’。
若无御敌卫国之决心与预见，则一切建设，不过是‘沙上建塔’，敌人一来，便成齑粉。”
他引经据典，思路清晰，试图在两位师长的观点中找到统一的逻辑。
“《孙子兵法》开篇即言：
‘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’
又云：‘是故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’如何能‘不战而屈人之兵’？
靠的是国力强盛，是‘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’。
这‘不可胜’的根基，便是李先生所言工业、科技、教育。而当前敌强我弱，战恐难免，则孙先生所言，便是正视现实，提醒我们‘必有一战’，要做好最坏的准备，在建设的同时，不忘‘秣马厉兵’。”
刘明伟听得半懂不懂，挠头道：
“马兄，你这一套套的，我听了个大概。
就是说，李先生说‘要建’，孙先生说‘要打’，其实都对，都得干，是吧？
可这……这得多难啊！
一边要建工厂学校，一边要准备打仗，咱们国家……有那么多钱，那么多人吗？
我听我爹说，市面上银根紧得很，好多铺子都开不下去了。
乡下老家来信，说今年收成还行，可捐税比往年又加了两成，‘皇粮国税’，哪一样也少不了，交完剩下的，刚够糊口，哪有闲钱送孩子上学，更别说办什么工业了。”
他的话，将话题从宏大的“救国”拉回了尘世烟火，拉回了普通人的生计。
这正是林怀安在温泉村调查时，感受最深切的“地气”。
理想如同高飞的鸟，终究要落在现实的土壤上。
而这片土壤，是如此贫瘠，又背负着如此沉重的负担。
黎娇娥一直安静地听着，此时轻声开口，声音如珠落玉盘，清晰而柔和：
“刘同学说的，是实情。
我家原籍浙东，虽迁来北平多年，与老家亲戚尚有通信。
乡下确是一年不如一年。
天灾、兵祸、捐税，像三座大山。
李先生说‘工业救国’，是正理。
可这工业，非一朝一夕可成。
且不说资本、技术从何而来，单是这市场……”
她顿了顿，似乎在斟酌词句，“我父亲在洋行做事，常听他说，如今国货艰难。洋布比土布便宜耐穿，洋火比火镰方便，洋油灯比豆油灯亮堂……百姓过日子，图的是实惠。
国货质次价高，如何竞争？
李先生也提过，我们刚办起的一点工业，本就技术落后，成本高昂，若再提高工人待遇，成本更高，更卖不出，工厂倒闭，工人失业，岂非恶性循环？
这其中的两难，实在……唉。”
她轻轻叹了口气，没有再说下去，但忧虑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这是一个心思细腻、观察入微的女孩，能从父亲日常的言谈和市井百态中，捕捉到时代脉搏的艰难跳动。
林怀安深深吸了一口气。
刘明伟和黎娇娥的话，像冷水浇头，让他发热的头脑冷静了些许。
是的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
办工业需要资本，需要市场，需要安定的环境，需要懂技术的人才……而这些，当下的中国，都稀缺。
更不用说，还有一个虎视眈眈、随时可能扑上来的强邻。
“《诗经》有云，‘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’”
林怀安缓缓道，目光扫过三位同窗，“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处境。
前路是深渊，脚下是薄冰。
李先生的工业救国，孙先生的战争预警，都是对的，也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。
但正如马兄所言，不能偏废。
或许……正因为知道战争可能不远，甚至必然到来，我们才更应该抓紧每一分每一秒，去学习，去积累，去尝试建设。
哪怕只能建起一砖一瓦，也是将来御敌的屏障，是战后重建的种子。”
他想起了陈伯父的话，想起了自己报考军校的志向。“
我打算报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。”
他忽然说道，声音平静，却让另外三人都吃了一惊，齐齐望向他。
“军校？”刘明伟瞪大了眼睛。
马文冲若有所思。
黎娇娥则微微抿紧了嘴唇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，有关切，有忧虑，似乎也有不出所料的了然。
“是。”
林怀安点点头，迎着他们的目光，“孙先生说，中日必有一战。
我信。
既然战争不可避免，那么，总得有人去学打仗，去准备打仗。
建设需要人，打仗也需要人。
或许，我更适合后者。”
他没有说更深的原因，比如那个来自未来的灵魂对这段历史的痛彻认知，比如陈伯父的期许，比如他内心深处那种不甘坐视的冲动。
“可是……”
黎娇娥欲言又止，最终只是轻声道，“很危险。”短短三个字，却包含了千言万语。
她知道林怀安不是一时冲动，温泉村的调查，平时的言谈，早已显露出他不同于一般学生的沉稳和志向。
可正因为如此，那句“危险”才显得更加沉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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