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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天夜里，小芳的算盘响到后半夜。她把两本账摊在灯下：一本是省城食品厂的年关销售计划，桃酥、蜜饯、糕点，腊月正是走量的月份，她按去年的数估了估，一个月少说三千多的利；另一本，是第四批罐头的账——违约金千分之三，写在合同上，十一个品种缺一个，按缺的数量算；飞机尾款挂在川航那头，货断一顿，俄方就有理由扣一架的交接进度。
两下里一比，小芳把算盘一推，得出个明明白白的结论：转产一个月，亏的是三千；断货违约，亏的是三万打不住。这笔账，不用算第二遍。
第二天天没亮，省城食品厂的车灯就亮了。
李享知站在车间里，手里拿着一张纸，纸上画着三条线——桃酥线、蜜饯线、糕点线，每条线下头用铅笔标着“转“或“停“。他把那张纸贴在车间黑板最上头，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，回头看工人们。
工人们围了一圈，看着黑板，没人说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老师傅孙得贵先开了口：“李厂长，桃酥是咱的牌子。省城的老主顾，认的就是这一口酥。你把它停了，人家上门来买，咱拿啥给人家？“
“拿罐头。“李享知说，“罐头卖完了，桃酥回来接着做。“
“那得停到啥时候？“
“一个月，撑死。“李享知的目光在工人们脸上扫了一圈，“这一个月，厂里开罐头线。加班费照给，夜班翻倍。谁家里有难的，跟我说。“
孙得贵还想说什么，看了看李享知的脸，把话咽了回去。他在厂里干了五年，见过这个厂长做桃酥，见过他做蜜饯，头一回见他要做罐头——可他信这个厂长。这个厂长，从没让厂里工人饿过肚子。
转产的头一天，乱成一团。桃酥线的烤箱腾出来，改成杀菌釜的预热间；蜜饯车间的大锅，搬去炖红烧肉的料汤；灌装机换了模具，改灌午餐肉。工人们没干过罐头，孙得贵带头，卷着袖子学：肉要切多大的块、汤要熬到什么火候、罐要装到几成满、封口要压几道纹——每一样，都得从头教。
小龙站在封口机旁边，成了全场最忙的人。他前一天连夜把桃酥线的传送带拆了，重新装了导轨，调了压轮——那是他上回改红烧肉封口机攒下的手艺。他蹲在机器跟前，拿游标卡尺一寸一寸量压轮间隙，量完了，拿手电筒照着一罐试封的罐头看封口纹路，看了半天，眉头拧着：“差一道纹。压轮压力再大一点。“
“再大就压穿了。“孙得贵在旁边说。
“不会。“小龙拿扳手拧了半圈，“铁皮厚度我量过，能顶住。试。“
一罐，两罐，三罐。第三罐封完，小龙拿手指甲在封口上划了一圈，又掂了掂，嘴角动了一下——那算他笑过的意思：“成了。这道纹压上，和上回那批一样。“
机器一响，车间里的空气都不一样了。传送带嗡嗡地转，一罐一罐午餐肉排着队滚过去，封口，杀菌，下线。工人们手忙脚乱地码箱，孙得贵嗓子都喊哑了：“轻点！罐头是铁的，不是石头！磕瘪了卖不上价！“
李享知没在车间多待。他上了趟县城，去了李记食品的老作坊。
县城的老作坊还是老样子，青砖灰瓦的院子，灶房里热气腾腾。李享知进去的时候，老师傅们正在包桃酥，案板上码着一排一排的生坯。他站在门口，把来意说了，灶房里静了一瞬。
“转罐头？“大徒弟张顺先愣住了，“师傅，桃酥卖得好好的——“
“卖得好，也得先保命。“李享知说，“咱家这趟买卖，人家拿飞机押着，货断一顿，飞机就悬了。桃酥年后再做，罐头是眼前这一个月的事。“
张顺看了看案板上的生坯，又看了看李享知，到底没再问。他转身，把围裙解下来，往灶台上一搭：“行。那两口大锅，我连夜腾出来，炖红烧肉。县城这边，肉联厂的老交情还在，我明儿一早去进肉。“
“进肉的钱，“李享知从怀里掏出个信封，“先拿着。不够，回头再补。“
张顺没接，先问了一句：“师傅，这趟赔不赔？“
“赔不了。“李享知说，“飞机落地，什么账都能平。“
“那成。“张顺这才把信封接了，揣进怀里，“我带着人干。您放心，县城这边，断不了顿。“
李享知又交代了几句，从老作坊出来，没急着走，站在巷口回头看了一眼。灶房里的热气正旺，一股子肉香混着酱油味，从门缝里飘出来——那是他起家的味道，也是他压箱底的本钱。
回到省城，天已经擦黑。车间里灯全亮着，人声机器声响成一片。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——孙得贵正带着两个年轻工人，围着那口炖红烧肉的大锅，拿着长柄勺搅汤，搅两下，舀起来尝一口，皱皱眉头，又添了把盐；那边灌装机跟前，小芳扎着围裙，蹲在地上教新上手的女工看灌装线——装几成满、留多少空隙，一样一样教。小军也没闲着，他推着辆三轮车，从库房往车间拉空罐，一车一车，汗珠子顺着鬓角往下淌。
腊月的车间，愣是热得人穿不住棉袄。
夜里十点，小龙从车间里出来，眼睛熬得通红。李享知递给他一碗热汤：“歇歇。“
“不歇。“小龙接过来，喝了一口，烫得龇牙，“机器刚调顺，不能停。一停，压轮的热胀冷缩就得重新调。“
“那也得吃饭。“李享知把一碗面推过去，“吃饱了，接着干。“
小龙蹲在车间门口的台阶上，呼噜呼噜把面吃了，碗往地上一搁，又钻回车间里去了。机器声里，隐隐传出一声闷响——那是他拿扳手敲压轮的动静。
转产第三天，各方货陆续到了。老周从省一食品厂送来一批午餐肉，五百罐，包装箱上印着“李记“的标——那是李家出原料、老周代工的货，抵了那笔货款的一半。谭厂长从联营厂送来三百罐午餐肉，分量足，密封好。邻省那五百罐鱼罐头，也发到了，火车皮一路颠过来，箱角磕坏了两只，小芳一样一样验过，坏的挑出来，记了损耗。城北赵厂长的三百罐，是腊月初八送到的，现款结清，一分不欠。
小军蹲在库房里点数。他数得很慢，也很仔细——每数完一摞，就在手里那张清单上画一道，画满四道，再横着来一下，凑一个“正“字。库房冷，哈气成白雾，他数一会儿，把手凑到嘴边呵一呵，又接着数。
数完最后一箱，他跳下来，拍掉手上的灰，拿着那张画满“正“字的清单，跑到车间门口喊：“爹！午餐肉齐了！鱼罐头齐了！水果、蔬菜都齐了！就是——红烧肉还差着！“
红烧肉是小龙那条线的活。小龙带着两个工人，三班倒，连着转了四天。机器一天没停，灯一天没灭。到第四天傍晚，小龙从车间里出来，眼睛熬得通红，手里捏着一摞出货单，往小芳面前一放：“红烧肉，一千二。够了。“
小芳接过来，翻开对了一遍，又抬头看库房里码到房梁的纸箱——十一个品种，全齐了。
她回到堂屋，摊开账本，在“第四批“那一栏，一笔一笔记下数目，末了，在末尾画了一个圈，圈里写了四个字：“全部封箱。“
写完，她把笔搁下，看着那四个字，出了一会儿神。从盘库那天账本上红烧肉那个空圈，到今天这个“全部封箱“的圈——中间隔着一个月的转产、三班倒的工人、小龙熬红的眼睛，还有账上那些掰着手指头数的钱。她忽然觉得，这半年，像过了十年。
她合上账本，轻轻吐出一口气。
装车那天是个晴天。天冷得瓷实，哈气成霜，可阳光白晃晃地照在车皮上。
天没亮透，火车站货场的灯就亮了。车皮是前一天调度排好的，车号写在单据上，小芳捏着单据，站在车头，一笔一笔地核。装车的人分成四拨，一拨从库房往站台码箱，一拨在站台上点数，一拨往车皮里递，一拨在车皮里头码垛。小军拿着清单，一箱一箱地对着点；小龙站在车皮边，看着工人们往车上码箱，码一摞，他上去摇一摇，看稳不稳，码歪了的，他上手扶正，用麻绳重新捆一道。
码到一半，小军忽然“咦“了一声，蹲下来，从一摞箱子的缝隙里扒出两罐——那是装箱的时候滚进去的散罐，封口上沾着灰。
“这两罐，磕着没有？“李享知走过来问。
小军拿起来，对着光转了转，又拿指甲在封口上划了一圈：“封口没事，就是箱子上蹭脏了。“
“单放。“李享知说，“散罐不算数，别混进正数里。俄方验货，一罐一罐过，少一罐是违约，多一罐是白给，但脏的烂的，一罐都不能有。“
小军应了一声，把那两罐单独挑出来，装进自己兜里——晌午歇工的时候，他蹲在站台边上，把那两罐红烧肉就着冷馒头吃了，一边吃一边嘟囔：“这可是换飞机的罐头，不能糟践。“
装车从早装到晚。最后一箱码上去，太阳已经偏西，天边烧起一片通红。小军喊了一声：“齐了！十一个品种，一箱不少！“
李享知站在车皮边，看着那一整车封好的纸箱。风卷着雪粒，打在箱面上，沙沙地响。他伸手，拍了拍最近的那只箱子，像拍一个老朋友。
“发车。“他说。
车头一声汽笛，震得人耳朵发麻。车皮缓缓地动了，轮子碾过铁轨，哐当，哐当，一下，又一下，往北去了。
“爹，“小军望着远去的车皮，“这车皮到满洲里，得多长时间？“
“快则七天，慢则十来天。“李享知说，“到了满洲里，换装出境，到莫斯科那头，小二十天。“
“那赶到开春前，来得及？“
“来得及。“李享知说，“开春前过境，是我在莫斯科拍的胸脯。货发出去了，剩下的，就看路上了。“
一家人在站台上站着，看着那列火车越来越小，车尾的红灯在暮色里一闪一闪，拐过远处的山弯，没了。风灌过来，冷得人跺脚，可谁都没先走。
“回家吧。“李享知说，“屋里还有一摊子账。“
小芳站在他身后，看着那列火车越来越小，拐过远处的山弯，没了。她低头看了看手里的账本，翻到最后一页——四架飞机的结算安排，第一架那一行，她提笔，在“待结“两个字上，画了一个圈。
圈里，是一个“等“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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