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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江楼的灯火在夜雨里洇成一片模糊的金黄，远远望去，像一只伏在黄浦江边的巨兽，睁着千百只眼睛，冷冷地打量着每一个走近的人。贝贝撑着一把从绣坊借来的油纸伞，站在楼下的石阶前，仰头看了一眼那块据说有上百年历史的楠木匾额。匾上“望江楼”三个字是馆阁体写的，端正、厚重、不容置疑，每一个笔画都像是被刀斧劈出来的，压在人头顶上，沉甸甸的。门口站着的侍应生穿着雪白的制服，手套也是白的，接过她的伞时动作利落而冷漠，像一台上了油的机器。
“阿贝小姐，赵老板在二楼烟波厅等您。”
她跟着侍应生穿过一楼的散座区。楼下坐满了人，堂倌端着托盘在桌缝间穿梭，托盘上的清蒸鲥鱼冒着白汽，红烧肉在砂锅里咕嘟咕嘟地响，推杯换盏的喧哗声混着胡琴和琵琶的调子，热闹得像个大火炉。贝贝走过的时候，有几桌客人抬头看了她一眼——不是因为她穿得寒酸，恰恰相反，她今晚换了一件干净的藕荷色旗袍，是绣坊老板娘借给她的，料子不是顶好但剪裁合身，配上她那张脸，在人群里格外扎眼。但她低着头，不跟任何人对视，脚步很快，裙摆在小腿边轻轻拍打，像一尾匆匆游过闹市的鱼。
楼梯是红木的，扶手雕着缠枝莲，每一级台阶都铺了暗红色的地毯，踩上去无声无息。二楼和一楼完全是两个世界——楼下是闹市，楼上是密室。走廊里安静得能听到窗外的雨声，两边的包间门都关着，偶尔有侍应生端着酒菜进出，门开合的那一瞬间能瞥见里面的觥筹交错，但很快又被厚厚的木门隔绝在外。
侍应生在走廊尽头的一扇门前停下，轻轻叩了三下。门从里面拉开，开门的是今天下午在展厅里送请柬的那个年轻男人，他换了一副金丝眼镜，没戴墨镜，看起来比下午更斯文了些，但那双眼睛里的精明和冷淡没有变。
“阿贝小姐来了，请进。”
贝贝跨进门槛的时候，下意识地深吸了一口气。包间比她想象的要大得多，正中摆着一张十二人的红木圆桌，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，转盘上已经摆了七八道冷盘——醉蟹、熏鱼、糖藕、肴肉，每一道都精致得像画上去的。桌子正对面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，穿一件藏青色的绸缎长衫，袖口翻出雪白的内衬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国字脸，浓眉，嘴角挂着和煦的笑容。那笑容很讲究分寸——不太热络，不太冷淡，像是用尺子量过的。
但他身后站着的两个人，把他的笑容全毁了。一左一右，西装革履，双手交叉放在身前，站得笔直。他们不像是来吃饭的，也不像是侍应生。
“阿贝姑娘，久仰。”赵坤站起来，亲手拉开自己右手边的椅子，“请坐。你今晚可是我的贵客。”
这个细节没有逃过贝贝的眼睛。圆桌十二个座位，他让她坐在身边，而不是对面。这个安排太近了，近得不像是正常的商业宴请。她微微欠身，道了谢，在他右手边坐下来，旗袍的后背绷得很直，没有靠到椅背上。
“赵老板太客气了。”她的声音不高不低，恰到好处，既没有乡下姑娘初入大场面的局促，也没有江湖老手的油滑。绣坊老板娘给她紧急补了三天“沪上规矩课”，第一条就是——在大人物面前，不卑不亢是最好的护身符。太卑了，人家觉得你好欺负；太亢了，人家觉得你不懂规矩。
“这几位是本次博览会的评审委员，都是沪上绣坛的泰斗。”赵坤指了指在座的另外几位客人——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，手指上戴着一枚碧绿的翡翠戒指；一个穿长衫留山羊胡子的老先生，面前摆着一把折扇；还有两个中年女人，妆容精致，旗袍考究，正在低声交谈。
贝贝一一行礼，心里却在暗暗盘算。评审委员、绣坛泰斗、赵家老板——这个组合看起来合情合理，但她总觉得哪里不对。太完整了，完整得像是有人精心编排过的。
“诸位，这位就是《水乡晨雾》的作者，阿贝姑娘。年纪轻轻，一手虚实针的功夫，把我们都压下去了。”赵坤端起酒杯，向在座各位示意，“来，先敬阿贝姑娘一杯。”
所有人都举起了杯子。贝贝端起了面前那只小巧的瓷杯，杯中的黄酒呈琥珀色，在灯光下微微晃荡。她闻了闻，酒香醇厚，但她只沾了沾嘴唇就放下了——养父说过，在外面，喝酒不能动真的。
“阿贝姑娘是哪里人？”银发老太太开口了，声音温和，但目光很锐利，在贝贝脸上来回扫了两遍，“听口音，像是江南一带的。”
“苏州人。”贝贝把下午那套说辞又搬了出来。
“苏州？”老太太和赵坤交换了一个眼神，那个眼神极快，快到在座其他人大概都没有注意到，但贝贝注意到了。她的后颈微微发紧，手指在桌下悄悄攥住了旗袍的下摆。
“苏州好啊。”老太太继续说，夹了一块醉蟹放在贝贝面前的碟子里，“我在苏州待过几年，观前街上的绣庄我都熟。姑娘师承哪一家？”
“乡下的绣娘，没有名号。”贝贝垂下眼睛，把醉蟹的壳剥开，动作从容。这个答案是她和养母反复演练过的——没有名号，就查无可查；乡下地方，就更难追根溯源。
老太太“哦”了一声，没有再追问。但贝贝从她微微收紧的嘴角看出来，她不信。
这时那个留山羊胡子的老先生忽然开口了，声音像老旧的二胡弦，带着嗡嗡的共鸣：“姑娘的虚实针，师承的是苏绣顾派吧？当年顾派传人顾三娘，在苏州教过不少徒弟。我看你这针法，跟她有七分像。不过顾三娘收徒弟有个规矩——只收女弟子，不收外姓人。姑娘你贵姓？”
包间里忽然安静了一瞬。那一瞬很短，短到在座的大多数人可能都没有察觉，但贝贝察觉了——所有的筷子都停了一拍，所有的咀嚼声都轻了一度。
“我姓方。”她说了绣坊老板娘的姓。
“方？”山羊胡子老先生皱起眉头，折扇在桌面上轻轻磕了一下，“顾三娘的弟子里没有姓方的。也许是我记错了，老了，记性不好了。”
他打着哈哈把话题岔开了，拿起酒壶给自己斟了一杯。但贝贝的后背已经起了一层薄汗，贴身的旗袍内衬黏在皮肤上，凉丝丝的。
赵坤适时地接过话头，语气随意得像是随口一问，但他那双眼睛在灯下格外深沉，像两口看不到底的古井：“阿贝姑娘，你那幅《水乡晨雾》里绣的景致，我看着眼熟。是不是嘉兴一带？还是湖州？”
“乌镇。”贝贝脱口而出，说完就后悔了——苏州人怎么会绣乌镇的景致？但她已经收不回来了。
“乌镇。”赵坤重复了一遍，筷子夹起一片肴肉，在醋碟里蘸了蘸，“好地方。那里的红烧羊肉是一绝。你父亲是做什么的？”
“打鱼的。我从小在船上长大。”这一次贝贝没有说谎。养父莫老憨的渔船、那张被江风磨得粗粝的脸、在码头上佝偻着背修补渔网的身影——这些东西是她编不出来的。
“打鱼的。”赵坤慢慢嚼着那片肴肉，嚼了很久才咽下去。然后他放下筷子，拿起餐巾擦了擦嘴角，动作很慢，像是在思考什么。“能在渔船上养出一个拿金奖的刺绣高手，了不起。你母亲呢？”
贝贝的心跳漏了一拍。她敏锐地捕捉到了那个问题里的陷阱——赵坤问的是“母亲”，不是“你娘”、不是“你家大人”。在沪上，只有体面人家的女眷才叫“母亲”。可他刚才还问了她父亲是不是打鱼的。一个打鱼的女儿，谁会管她娘叫“母亲”？
“我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。”贝贝垂下眼睛，声音放得很低。这句也是实话。养母莫嫂虽然待她如亲生，但她从小就知道，自己不是莫嫂亲生的。莫嫂在她懂事后就告诉了她真相——你是我们从码头上捡来的，怀里只有半块玉佩和一张写着“贝”字的纸条。
“抱歉，提了不该提的。”赵坤微微欠身，语气真诚得无可挑剔。他端起酒杯，向在座的各位再度致意，开始聊起了别的话题——沪上最新的时局、纱厂行情、博览会后续的巡回展览计划。他聊得行云流水，包间里的气氛重新热络起来，觥筹交错，笑声朗朗。
但贝贝放松不下来。她的手指始终攥着旗袍的下摆，指节微微发白。
赵坤没有再问她任何问题。但他的余光一直挂在她身上，像一根看不见的钓线，在她身体周围绕了一圈又一圈。贝贝在乌镇的江边钓过鱼，她知道真正的老钓手从不急着收竿——他们会把线放得很长很长，让鱼以为自己是安全的，然后在鱼最松懈的那一刻猛地一提。
她不能松懈。
宴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贝贝起身去了一趟洗手间。洗水间在走廊另一头，要经过三四个包间的门口。她走得很慢，一路用眼角的余光扫过两边的门——这一层除了烟波厅之外，还有另外三个包间。左手边第一个门关着，门上没有名牌，但门缝里透出的灯光格外明亮，而且有人在里面说话，压得很低，听不清内容，只能隐约辨认出一个“莫”字。
她放慢了脚步。就在她靠近那扇门的一瞬间，门忽然开了。
一个端着托盘的侍应生走出来，差点撞到她身上。托盘上不是菜——是一份文件，牛皮纸封面，上面用毛笔写着几个字。贝贝的眼力极好，那是常年在渔船上练出来的——在江面上，能在百米之外分辨出浮标的颜色，是渔家人的基本功。尽管侍应生很快就把托盘侧了过去，她还是看清了那行字。
“莫隆案·密档”。
她低下头，脚步不停，继续往洗手间走。走进隔间关上门之后，她的膝盖忽然软了，整个人靠在门板上，心跳得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
莫隆。这个名字她听过。刚到沪上的时候，绣坊老板娘给她讲过莫家的故事——“莫家当年是沪上数一数二的大户，莫老爷是商会会长，跟齐家是世交。可惜后来被人陷害，家产抄了，人也死在了牢里。”老板娘说到这里还压低了声音，左右看了看，才补了一句，“听说整莫老爷的人，姓赵。”
姓赵。赵坤。
贝贝的手慢慢摸向自己的领口。贴身的衣领内侧缝了一个暗袋，里面装着她从小带到大的那半块玉佩。玉佩在薄薄的布料下面冰凉而坚硬，边缘有一道参差不齐的断口，断口的另一边，应该连着另外半块。她从来不知道另外半块在哪里，养母也不知道，只知道她被遗弃的时候怀里的纸条上写着一个“贝”字。
莫家二小姐，闺名“莫贝”。莫家大女儿，叫“莫莹”。
这些信息是她在绣坊里东拼西凑打听来的，每一条都像一块碎瓷片，散落在她脑子里，拼不到一起。但今晚，当赵坤问她“你母亲呢”的时候，当走廊里那份“莫隆案·密档”从她面前一闪而过的时候，那些碎瓷片忽然被一根无形的线串了起来。
她的父亲——她不知道是不是叫莫隆。但她被遗弃的时候怀里的玉佩和纸条，赵坤对“贝”这个字异乎寻常的关注，还有那个在绣坊里流传了十几年的谣言——“莫家二小姐没死，被好心人抱走了”——
贝贝把旗袍的领口扣子扣好，对着洗手间镜子整理了一下头发。镜子里的那张脸，眉眼沉静，面无表情。她从小就有这个本事——越是害怕，脸就越冷。在乌镇，黄老虎带着人上门闹事的时候，她挡在养父床前，手里握着一把菜刀，脸上就是这个表情。
她回到烟波厅的时候，宴席已经接近尾声。赵坤正站在窗前，手里夹着一根雪茄，看着窗外黄浦江上的船火。听到脚步声，他转过身来，笑容重新挂回脸上。
“阿贝姑娘，今天能认识你，是我的荣幸。”他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，放在桌上，用手指缓缓推向她，“这是一点心意，算是给你的贺礼。博览会金奖是一百块大洋，我再加十倍——一千块。希望你能留在沪上发展。云锦阁的铺面空了很多年了，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帮你盘下来。”
一千块大洋。这个数字在沪上可以买下一座小院子、雇两个佣人、开一间像样的绣坊。贝贝看着那张银票，没有伸手。
“赵老板太看得起我了。”她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不像一个刚才还在洗手间里发抖的姑娘，“无功不受禄，这么大一笔钱，我怕还不起。”
“不用还。”赵坤笑着摆摆手，“就当是我对江南刺绣的一点心意。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——留在沪上，好好绣你的画。”
留在沪上。他说这四个字的时候，语气格外温和，温和得近乎慈祥。但贝贝听出了温和底下的那层意思——留在沪上，哪儿也别去。
“赵老板的好意，阿贝心领了。”她站了起来，向在座的各位鞠了一躬，“但阿贝从小在乡下长大，沪上的水土恐怕不服。等博览会结束，我就回苏州了。”
赵坤的笑容没有变，但他夹着雪茄的那只手停了一下。雪茄的烟灰积了长长一截，没有弹掉。
“也好。”他把银票收回去，动作很慢，像是在给什么东西留出余地，“不过外面的世界乱，阿贝姑娘一个人在外，多留个心眼。”
“谢赵老板提点。”
贝贝拿起挂在衣架上的外套，转身走向门口。她走到门口的时候，赵坤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像是随口一说，又像是在念一道符咒。
“说起来，阿贝姑娘的长相，跟一位故人很像。也是苏州人。姑娘要是哪天想打听自己的身世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”
贝贝的脚步顿了一下。她攥紧了外套的下摆，没有回头，推开门走了出去。
走廊里空荡荡的，她下楼的时候几乎是小跑着的，高跟鞋踩在红木楼梯上发出急促的笃笃声，像一只被追捕的鹿在林间狂奔。一楼的大厅依然喧闹，堂倌还在端着托盘穿梭，胡琴还在咿呀作响，没有人注意到一个穿着藕荷色旗袍的姑娘从二楼匆匆走下来，脸色白得像纸。
她冲出门外的时候，雨已经停了。黄浦江上的风裹着水汽扑面而来，冰凉的，带着码头上特有的煤烟和咸鱼的腥味。她靠在望江楼的石柱上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雨后的街道湿漉漉的，路灯把积水照成一片一片碎金，对岸的洋行大楼隐没在雾气里，只露出半截钟楼的尖顶，像一个被云遮住了脸的巨人。
她从领口里掏出那半块玉佩，攥在手心里，攥得指节发白。玉佩在掌心里慢慢温热起来，断口处的棱角硌着她的掌心，疼，但这疼让她清醒。她想起了今天下午在展厅里那个鬓簪白花的妇人，想起她看自己的眼神——困惑的、审视的、带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重量。她也想起了齐啸云，想起他在她的绣品前站了很久，问她“姑娘是哪里人”时语气里的迟疑和试探。
他们都知道些什么。他们都不说。
远处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。贝贝警觉地抬起头，看见两个人影正沿着江边朝这边走来——一个是赵坤身边那个戴金丝眼镜的年轻男人，另一个穿着便服，但走路的姿态一看就是练过的。他们在离她十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来，点了根烟，靠在江边的栏杆上，没有看她，但也没有要走的意思。
贝贝把玉佩塞回领口，深吸一口气，转过身，大步朝相反的方向走去。她知道从今晚开始，她不能再回绣坊宿舍了——那里太容易被找到。她得去找齐啸云，不管他信不信她的话，不管他是不是和赵坤一伙的。他是现在唯一一个能在沪上护住她的人，也是唯一一个可能知道这半块玉佩背后秘密的人。
夜风从江面上灌过来，把她的麻花辫吹散了，红头绳在风中飘摇。她拢了拢外套，加快了脚步。身后那两个男人没有跟上来，但她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——棋盘已经铺开了，有人在她看不见的地方，一颗一颗地移动着棋子。而她，就是这盘棋里最不安分的那颗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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