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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西的老城区跟CBD像是两个世界。苏砚的车拐进一条窄巷,导航上的箭头开始胡乱跳动,最后干脆罢工,屏幕上只剩下一行字:您已偏离路线。
“前面开不进去了。”她踩下刹车,看着巷子尽头那堵刷着“拆”字的墙。
陆时衍推门下车,环顾四周。这里应该是八十年代的职工宿舍区,红砖楼房最高不过六层,外墙的涂料剥落得像牛皮癣病人的皮肤。一楼临街的店铺五花八门——修自行车的,配钥匙的,卖殡葬用品的,还有一家招牌都歪了的理发店。
“正和法律服务所。”他念出手机上的地址,“向阳路118号附3号。”
苏砚指着斜前方:“那儿。”
那是一个夹在殡葬用品店和修车铺之间的门面,宽度不超过三米。门头上挂着一块白底红字的塑料招牌,字迹被太阳晒得发白,只剩“正和”两个字还能勉强辨认。玻璃门上贴着“法律服务”四个大字,下面还有一行小字:代写诉状、离婚咨询、工伤索赔。
卷帘门拉下一半,里面黑洞洞的。
苏砚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:上午十点四十七分。正常营业时间。
“没人?”她皱眉。
陆时衍没说话,径直走过去,蹲下来看卷帘门的下沿。金属门板上沾着新鲜的泥点,门缝里夹着一张被揉成团的纸巾,纸还是潮的。
“有人。”他站起来,“刚走不久。”
苏砚走到隔壁的殡葬用品店门口,一个穿着旧棉袄的老头正坐在小板凳上扎纸人。她还没开口,老头就头也不抬地说:“找老赵的?走了走了,一大早就有人来接他,拎着个行李箱,看样子是出远门。”
“什么样的人来接他?”
老头这才抬起头,混浊的眼珠转了转,看清苏砚的脸,愣了一秒,然后目光越过她,看到后面站着的陆时衍。
“你们是干什么的?”他警惕地问。
陆时衍上前一步,从口袋里掏出律师证,在老头面前晃了一下:“我们是律师,找赵正和律师咨询点事。您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?”
老头盯着那个律师证看了半天,突然嗤笑一声:“律师?你们这些律师,一个个穿得人模狗样的,骗起人来比谁都狠。老赵当年要不是信了律师的话,能落到这步田地?”
苏砚和陆时衍对视一眼。
“您认识赵律师很久了?”苏砚问。
“认识?”老头把手里的纸人往旁边一放,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碎纸屑,“我跟他是三十年的老邻居,他开这个破律所的时候我还帮他刷过墙。以前可不是这样的——老赵当年也是大律所的人,穿西装打领带,出门有车接。后来不知道出了什么事,判了三年,出来就成这样了。”
他指了指那个夹在殡葬店和修车铺之间的门面:“租我这个房子的时候,连押金都交不起,还是我先垫的。说是开律所,其实就接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案子,帮人写写离婚诉状,跑跑工伤理赔。一个月挣的钱,不够你们这些人一顿饭钱。”
陆时衍的眉头皱起来:“您知道他当年为什么判刑吗?”
“不知道。”老头摇头,“他也不说。但我记得有一年,有个女的来找过他,开着好车,穿得很体面。两个人在屋里吵了一架,那女的一出来就哭了。后来老赵喝多了,跟我说过一句话——他说,有些事,不是不报,时候未到。”
苏砚的呼吸紧了一瞬。
“那女的长什么样?”
老头想了想:“个子挺高,头发烫着卷,长得……挺好看的。开的车是白色的,什么牌子我不认识,但一看就不便宜。”
苏砚看向陆时衍。陆时衍的脸色微微变了。
“薛紫英。”他低声说。
苏砚没说话,但从他的表情里读出了答案。
“赵律师走的时候,有没有留下什么话?”她问老头。
老头重新坐回小板凳上,拿起那个扎了一半的纸人,继续手上的活:“留了。他让我转告来找他的人——东西在老地方,有缘人自会找到。”
“老地方是哪儿?”
“那我就不知道了。”老头头也不抬,“你们也别问我,问了我也不知道。老赵这个人,做事神神叨叨的,从来不跟人说太多。”
苏砚和陆时衍站在那扇半掩的卷帘门前,沉默了半晌。
陆时衍突然蹲下来,伸手去拉卷帘门。金属门板发出刺耳的嘎吱声,缓缓上升,露出里面的景象。
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屋子,进门一张老式办公桌,桌上堆着乱七八糟的文件。靠墙一排铁皮柜,柜门半开,里面空空荡荡。墙角放着一盆快死的绿萝,叶子黄了大半,只有一根藤还倔强地往上爬。
苏砚走进屋里,目光扫过每一寸空间。这里收拾得很干净,干净得不正常——桌上没有灰尘,抽屉里没有杂物,连垃圾桶都是空的。
“他走得很从容。”陆时衍站在她身后,“有时间收拾,有时间安排后事。”
“老地方。”苏砚重复着老头的话,“会是什么地方?”
陆时衍走到铁皮柜前,拉开所有的柜门,一寸一寸地敲柜子内部。敲到最下面一层的时候,声音突然变了,从沉闷的“咚咚”变成了空洞的“砰砰”。
他蹲下来,用手摸索柜底,摸到一条细缝。用力一掀,一块薄木板被掀开,露出下面的夹层。
夹层里躺着一个牛皮纸信封。
陆时衍拿出信封,拆开,里面是一叠照片和几张手写的信纸。
照片是十年前的——一群穿着正装的人站在某个会议厅里,中间那个人苏砚一眼就认了出来。
是她父亲。
旁边站着的人,她一个都不认识,但陆时衍的脸色在看到其中一张脸的时候,彻底沉了下去。
“是他。”他说。
那是陆时衍的导师,年轻了十岁的导师,穿着一丝不苟的西装,站在她父亲身边,两个人正在握手。照片的角度抓得很巧,那只握在一起的手被镜头放大,像某种仪式的见证。
信纸上是手写的字,字迹潦草,但能辨认:
“我叫赵正和,曾是明正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。2008年至2010年间,我受命参与对天启科技公司的‘资产重组’项目。项目名义上是投资合作,实则是以注资为诱饵,制造债务陷阱,最终迫使该公司破产清算。
我负责的部分,是伪造天启科技公司董事长苏明远先生的签字,制造一份虚假的债务协议。协议金额三千万,还款期限四十五天。四十五天后,明正律师事务所以债权人身份提起诉讼,要求天启科技公司立即偿还债务。
苏明远先生无法偿还,公司破产。三个月后,苏明远先生自杀身亡。
我因此事获得二十万元报酬。一年后,我因其他事被调查,最终以‘职务侵占’罪名判刑三年。但伪造签字一事,从未被追究。
出狱后,我曾想说出真相。但明正律师事务所的人找到我,告诉我如果敢开口,我的家人会有危险。我没有家人,但他们说,没有家人的人,更容易‘意外死亡’。
我选择沉默。
这一沉默,就是十年。
直到三天前,有人找到我,问我是否还记得当年的事。她姓薛,是明正律师事务所的人。她说,她也在找真相。
我不知道她是否可信,但我已经没时间了。身体不行了,医生说最多还有半年。我想在死之前,把这件事说出来。
照片是当年项目启动时拍的,我偷偷留了一份。伪造签字的原始文件,应该在明正律师事务所的档案室里,编号J-2008-037。如果你们能找到那份文件,就能证明一切。
赵正和
2024年3月17日”
苏砚看完最后一个字,手在发抖。
陆时衍握住她拿信纸的手,发现她的手冰凉。
“他还活着。”他说,“我们还有机会。”
苏砚抬起头,眼眶泛红,但没哭。她只是看着陆时衍,用一种他从未见过的眼神。
“你知道吗,”她说,“我一直以为我爸是经不起打击,才会选择那条路。我一直怪他,怪他没有遵守答应我的事。现在我才知道,他不是经不起打击,是被人活生生逼死的。”
陆时衍握紧她的手。
“所以我们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”他说,“不是为你,是为他。”
苏砚深吸一口气,把信纸叠好,放回信封。
“档案室,”她说,“编号J-2008-037。你能进去吗?”
陆时衍沉默了一秒:“可以。但需要时间——明正律师事务所的档案室在总部大楼地下二层,二十四小时监控,进出需要指纹和虹膜双重验证。我的指纹还在系统里,但虹膜权限三个月前就被注销了。”
“需要我做什么?”
“帮我引开注意力。”陆时衍说,“你那个假专利方案,不是已经在钓鱼了吗?让鱼咬钩咬得再狠一点,逼导师那边全员出动。只要他离开总部大楼,我就有机会。”
苏砚点头:“今天下午,他们会下载完假数据。明天一早,就会向法院提交新证据。明天上午九点,导师一定会出现在法院——那是他这辈子最重要的一场官司,他不会交给别人。”
陆时衍看着她,嘴角微微上扬。
“你知道吗,”他说,“我最喜欢你这点——从来不问‘能不能’,只问‘需要我做什么’。”
苏砚没理他这个茬,转身往外走。
走到门口,她突然停下来,回头看了一眼那间狭小的办公室,那盆快死的绿萝,那张老旧的办公桌。
“赵正和,”她说,“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,我欠他一条命。”
“那就让他活着看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。”陆时衍说。
两人走出门,隔壁殡葬用品店的老头还在扎纸人。看到他们出来,他抬起头,混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什么。
“找到了?”他问。
苏砚点头。
老头沉默了一会儿,突然说:“老赵走的时候,让我再转告你们一句话——小心那个女的。他说,她是个好人,但好人在这种地方,活不长。”
苏砚和陆时衍对视一眼,没有多问,上了车。
车子驶出窄巷,重新汇入主路的车流。CBD的高楼大厦重新出现在视野里,像一群沉默的巨兽,蹲伏在城市的天际线上。
陆时衍的手机响了。
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,眉头皱起来。
“薛紫英。”
苏砚的余光扫过来:“接。”
陆时衍接通电话,打开免提。
“陆时衍,”薛紫英的声音从那头传来,带着明显的疲惫和紧张,“赵正和联系过你吗?”
“什么意思?”
“我今早去找他,他已经走了。房东说他刚离开不久,有人来接。但我查了所有交通记录,没有他的购票信息,没有他的出境记录。他就像凭空消失了。”
陆时衍和苏砚对视一眼。
“你什么时候去找他的?”
“早上八点。我拿到那份资金流水之后,就想去找他核实一些细节。结果晚了一步。”
陆时衍沉默了两秒:“你跟他之前见过面?”
薛紫英也沉默了。
“薛紫英,”陆时衍的声音冷下来,“你现在在哪儿?”
“在车上。往你那边开。”
“不用来。我们刚从他那里出来。”
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急促的刹车声,然后是长久的沉默。
“他留下了什么?”薛紫英的声音变得很轻。
陆时衍看着苏砚。苏砚点了点头。
“一封信,和几张照片。”陆时衍说,“信里提到你。说你也在找真相。”
薛紫英那边又沉默了。过了很久,她才开口,声音里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颤抖。
“他说的对。我是在找真相。但不是为你们,是为我自己。”
“什么意思?”
“陆时衍,你还记得当年我们为什么分手吗?”
陆时衍的眉头皱得更紧了。
薛紫英没等他回答,自顾自地说下去:“你以为是我为了利益背叛你,攀上更高的枝。但你有没有想过,我一个刚入行的小律师,凭什么能攀上那种枝?”
苏砚的呼吸停了一瞬。
“是你导师介绍的,”薛紫英的声音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,“他说,只要我帮他做一件事,就给我一个机会。那件事,就是接近你,获取你的信任,然后——在你调查某个案子的时候,拖住你的后腿。”
陆时衍的脸色变了。
“那个案子,是你第一次调查他。你还记得吗?十年前,你刚入行的时候,发现他代理的一个破产案有问题。你查了三个月,查到了关键证据,却在最后关头被人偷走了。偷走证据的人,是我。”
车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。
“后来我们分手,我跟他安排的人结婚,过了五年生不如死的日子。离婚之后,我本来想就这么混下去。直到三个月前,我看到你出现在那个AI专利案的法庭上,我突然意识到——这十年,我什么都没做。我像个行尸走肉一样活着,看着害我的人逍遥法外,看着被我害的人继续受苦。”
薛紫英的声音开始发抖。
“所以我也想找真相。不是为你们,是为我自己。我想知道,我这十年,到底值不值。”
陆时衍沉默了很久,久到薛紫英以为他已经挂断了电话。
“你在哪儿?”他终于开口。
“我说了,在车上。”
“别来。”陆时衍说,“去找个安全的地方待着。明天上午九点,我们在法院门口见。到时候,你需要做一件事。”
“什么事?”
“把你刚才跟我说的话,在法庭上说一遍。”
电话那头又沉默了。然后,薛紫英笑了一声,笑声里带着说不清的复杂情绪。
“陆时衍,”她说,“你知道吗,我有时候会想,如果当年我没做那件事,现在会是什么样。”
陆时衍没有回答。
“算了,”薛紫英说,“不问了。明天见。”
电话挂断。
车里恢复了安静。
苏砚目视前方,开着车,一直没有说话。直到车子驶进CBD的地下停车场,停稳在车位里,她才转过头,看着陆时衍。
“你信她?”
陆时衍看着挡风玻璃外的停车场,光线昏暗,只有几盏节能灯发出惨白的光。
“不信。”他说,“但她说的话,跟赵正和的信对得上。跟那份资金流水也对得上。”
苏砚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推开车门。
“明天上午九点,”她说,“法院门口。在那之前,我还有一件事要做。”
“什么事?”
苏砚回头看他,眼睛里有一种陆时衍从未见过的光——不是冷漠,不是警惕,是某种更复杂的东西。
“去我爸坟前,告诉他,他等的人,来了。”
陆时衍看着她,想说什么,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。
“需要我陪你吗?”
苏砚愣了一下,然后摇摇头。
“不用。有些话,只能我一个人说。”
她转身往电梯走去。走了几步,又停下来,没有回头。
“陆时衍。”
“嗯?”
“谢谢你。”
“谢什么?”
苏砚沉默了两秒,然后轻声说:“谢你让我知道,这世上还有人值得信。”
电梯门打开,她走进去,消失在门后。
陆时衍站在原地,看着那扇关闭的电梯门,站了很久。
地下停车场的灯光还是那么惨白,但他的嘴角,慢慢扬起一个弧度。
下午三点,西山公墓。
苏砚站在一块墓碑前,墓碑上刻着“先父苏明远之墓”,下面是一行小字:生于1962,殁于2014。
她蹲下来,用手拂去墓碑上的灰尘。旁边的松柏在风里轻轻摇晃,发出沙沙的声响。
“爸,”她说,“我找到他们了。”
风吹过,松柏的声音更响了,像某种回应。
她从包里拿出赵正和那封信的复印件,放在墓碑前,用一块小石头压住。
“这是证据,”她说,“能证明你是被他们害死的证据。明天,我会把它交给法院。到时候,所有人都会知道真相。”
她站起来,看着墓碑上那张黑白照片。照片里的父亲还年轻,穿着她小时候最喜欢的那件灰色夹克,笑着,眼睛弯成两道弧线。
“这些年我一直怪你,”她说,“怪你说话不算数,怪你丢下我一个人。现在我才知道,你不是说话不算数,是没机会算了。”
她的眼眶红了,但没哭。
“你放心,”她说,“以后的事,我来做。你的公司,我做成了你想要的规模;你受的委屈,我替你讨回来;你欠我的那句对不起——不用说了,我都懂。”
风吹得更大了,松柏的沙沙声变成呼啸。天边涌来大片的乌云,遮住了下午的阳光。
苏砚转身,往山下走去。
走到半山腰的时候,她停下脚步,回头看了一眼。
那块墓碑孤零零地立在山坡上,旁边是成排的松柏,背后是铅灰色的天空。
她突然想起陆时衍昨晚说的那句话——
“风暴中心,最安静的地方,是我。”
也许,父亲现在就在那个最安静的地方。
等着风暴过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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