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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老地方“老地方”是国贸附近的一家日式居酒屋，藏在写字楼群背面的一条小巷子里。门面不起眼，只有一块巴掌大的木牌挂在门框上，刻着“藤”字。推开移门进去，里面只有八张桌子，围着开放式厨房摆成U形，客人可以看见厨师在炭炉上翻烤串烧的全过程。
陆时衍和薛紫英以前常来这里。
那时候他们还是同一家律所的同事，薛紫英比他早三年入行，在商事诉讼领域已经是小有名气的青年才俊。陆时衍作为新人被分到她的团队，跟着她做了整整一年的案子。她教他怎么写起诉状，怎么在法庭上控制节奏，怎么在客户面前既保持专业又不失亲和。
后来他们在一起了。再后来，薛紫英接受了一个来自香港的offer，在临走前的一周和陆时衍解除了婚约。
理由是：“时衍，你太理想主义了。这个行业不需要理想主义，需要的是利益交换。”
三年后，她回来了，带着更丰富的履历和更复杂的眼神。
陆时衍到的时候，薛紫英已经坐在了最里面的位置。她穿着一件灰色的羊绒大衣，头发盘成一个利落的发髻，耳垂上戴着一对小巧的珍珠耳环。面前的桌上摆着一壶清酒和两碟小菜，酒已经喝了小半壶。
“你还是那么准时。”薛紫英看到他，嘴角微微上扬，但笑意没有到达眼底。
“你还是那么早到。”陆时衍在她对面坐下，把公文包放在旁边的椅子上。
“习惯了。”薛紫英给他倒了一杯酒，“这家店还在，我挺意外的。三年了，周围的店换了三四茬，就它一直开着。”
“老板是日本人，做了一辈子居酒屋，不打算改行。”
薛紫英笑了笑，端起自己的杯子抿了一口：“你还是什么都记得。”
陆时衍没有接这句话。他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腌萝卜，慢慢嚼着，等薛紫英开口。
沉默持续了大约半分钟。
薛紫英放下杯子，表情变得认真起来：“时衍，你最近在查恒远科技的案子？”
陆时衍的动作没有停：“为什么这么问？”
“因为我看到了你在调阅恒远破产案的卷宗。”薛紫英的手指在杯沿上慢慢转着圈，“法院系统里有我的朋友，他们告诉我，你在申请查阅2009年的全部归档材料。”
“这是律师的正常工作。”陆时衍的语气平淡，“我代理的案子需要做背景调查。”
“别跟我打官腔。”薛紫英的声音突然拔高了一点，随即又压了下来，她看了一眼周围，确认没有人在注意他们，才继续说，“时衍，我知道你和苏砚在合作。我也知道你们在查什么。”
陆时衍放下筷子，直视她的眼睛：“你知道什么？”
“我知道荣鼎资本和恒远破产案的关系。”薛紫英的声音压得很低，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，“我知道周老师当年在案子里做了不该做的事。我还知道——魏明远最近在通过中间人接触你，想要你退出这个案子。”
陆时衍的瞳孔微微收缩。
魏明远通过中间人接触他的事，他一直没有告诉任何人。那是三天前的事，一个自称“资本顾问”的中年男人约他在金融街的茶馆见面，开出的条件很简单——放弃对恒远案相关证据的追查，对方可以提供一份年薪千万的“法律顾问”合同，外加一家位于上海的分律所的管理权。
他当场拒绝了。
但他没有想过薛紫英会知道这件事。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他问。
“因为那个‘中间人’也找过我。”薛紫英苦笑了一下，“他以为我和你还有联系，想让我做说客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我和你已经三年没有好好说过话了。”
“你答应了？”
“你觉得呢？”薛紫英看着他，目光里有受伤的神色，但很快就被她压了下去，“时衍，我虽然做过很多让你失望的事，但我不会帮人去堵你的嘴。”
陆时衍沉默了一会儿，端起酒杯喝了一口。
清酒是温的，入口绵软，但咽下去的时候有一股灼烧感。
“你电话里说，有关于周老师的重要事情。”他放下杯子，“是什么？”
薛紫英深吸了一口气，像是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。
她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放在桌上，推到陆时衍面前。
“这是周老师三年前写给我的信。”她说，“我去香港之后，他寄过来的。我一直没有打开过，因为……我不敢看。”
“不敢？”
“因为我知道信里写的是什么。”薛紫英的声音有些发抖，“他去香港出差的时候，单独约我吃过一次饭。那天他喝了很多酒，说了很多话——关于恒远案，关于魏明远，关于他自己。他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在恒远案里选择了沉默。他说他每天晚上都会梦见苏恒远站在他面前，问他‘为什么’。”
陆时衍看着桌上的信封，没有伸手去拿。
“他为什么不自己站出来？”他问，“如果后悔，如果愧疚，为什么不主动说出真相？”
“因为他害怕。”薛紫英的声音变得很轻，像是在说一个不愿意被听见的秘密，“他害怕失去一切——名誉、地位、三十年的职业生涯。他不是一个勇敢的人，时衍。他教了我们那么多关于正义和良知的道理，但他自己做不到。”
“所以他把真相写在一封信里，寄给你，让你替他做决定。”陆时衍的语气里有一丝讽刺，“这倒是很符合他的风格——永远不直接面对问题，永远让别人替他承担后果。”
薛紫英没有反驳。
陆时衍终于拿起信封。信封没有封口，里面装着几张折得整整齐齐的信纸。他没有当场打开，而是放进了公文包的内层。
“谢谢。”他说。
薛紫英看着他这个动作，眼眶突然红了。
“时衍，我真的很抱歉。”她的声音有些哽咽，“三年前离开的时候，我说那些话伤害了你。我说你太理想主义，说这个行业不需要理想主义——但事实上，是我自己放弃了理想主义，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只关心利益的人。我看到你还在坚持，我觉得刺眼，所以我想让你也变得和我一样。”
“你没有让我变得和你一样。”陆时衍说。
“我知道。”薛紫英低下头，手指紧紧地攥着酒杯，“你比我强。你比我强太多了。”
居酒屋里安静了几秒。厨师在炭炉上翻动着串烧，油脂滴在炭火上发出“滋滋”的声响。旁边的桌位上，几个上班族举着啤酒杯在高声谈笑，说的是某个同事在项目中出了纰漏被客户投诉的事。
“紫英。”陆时衍的声音放柔了一些，“你回来之后，一直在帮周老师做事？”
薛紫英的身体微微僵了一下，然后点头。
“他让我帮他处理一些文件。”她说，“主要是恒远案相关的材料——他当年保留的那些。他想把这些材料整理好，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公开。”
“什么时机？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薛紫英摇头，“他只是说‘等一切都结束的时候’。我不知道他说的‘结束’是什么意思。”
陆时衍思索了片刻。
“他最近有没有见过魏明远？”他问。
“见过。”薛紫英说，“两周前，他们在周老师的家里见了一面。我在隔壁房间，没有听到全部对话，但我听到魏明远说了一句——‘老周，有些事情，带到棺材里比说出来好。’”
陆时衍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。
“魏明远在威胁他。”
“我也这么觉得。”薛紫英的表情变得凝重，“时衍，我不确定周老师还能撑多久。他最近的身体很差，心脏出了问题，医生建议他住院，但他不肯去。我觉得……他在等一个了结。”
“什么了结？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薛紫英站起来，拿起大衣，“但他曾经说过一句话——‘我这辈子欠的债，总要有人来收。与其让别人来收，不如让我的学生来收。’”
她穿上大衣，在门口停了一下，回头看着陆时衍。
“时衍，小心一点。”她说，“魏明远不是一个会轻易认输的人。他有的是钱，有的是人脉，有的是办法让不喜欢的声音消失。你和苏砚在做的事，已经踩到了他的底线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陆时衍站起来，“你也小心。”
薛紫英笑了笑，笑容里有释然，也有不舍。
“走了。”她推开门，夜风灌进来，把她的头发吹乱了。她没有回头，快步走进了巷子里的黑暗中。
陆时衍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，然后回到座位上，把杯子里剩下的清酒一口喝完。
他拿出那个信封，抽出信纸，展开。
周慎行的字迹他太熟悉了——工整、严谨、每一个笔画都像是在法庭上陈述观点一样清晰。但此刻，这些字迹里有明显的颤抖，有些地方墨迹浓重，像是写字的人犹豫了很久才落笔。
信的开头写着：
“紫英，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可能已经不在了。或者说，我希望我已经不在了——因为只有在我死后，你才有勇气把这封信交给应该交给的人。”
陆时衍逐字逐句地读下去。
周慎行在信里详细记录了2009年恒远破产案的全部经过——荣鼎资本如何通过技术窃取、财务造假、舆论操控等手段搞垮恒远科技，如何利用破产清算程序合法地夺取恒远的核心专利，如何在事后销毁所有证据、收买所有证人。
信的结尾，周慎行写道：
“我这一生，教了无数学生如何用法律保护自己、保护他人。但我自己，在最需要用到这些知识的时候，选择了沉默。我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师，更不是一个合格的人。时衍是我最骄傲的学生，也是我最对不起的人——因为在他最需要我指引的时候，我选择了逃避，让他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的复杂和黑暗。如果有一天，他看到了这封信，请告诉他：老师错了。老师的错，不该由他来纠正。但他如果愿意纠正，老师会在另一个世界，为他鼓掌。”
陆时衍把信纸折好，放回信封。
他的眼眶有些发热，但没有流泪。
他想起周慎行在课堂上讲《法律伦理》那门课时的样子——站在讲台上，背挺得笔直，目光灼灼地看着台下的学生，声音洪亮地说：“法律的最高境界，不是赢，而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”
一个教会别人对得起良心的人，自己却做不到。
这不是讽刺，这是悲剧。
陆时衍把信封收好，买单，走出居酒屋。
巷子里很暗，只有远处国贸商圈的霓虹灯投来一点微弱的余光。他站在巷口深呼吸了几次，让冷空气灌进肺里，把胸口那股郁结的情绪压下去。
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苏砚发来的消息：
“深蓝智能C轮融资的尽调报告我拿到了。陈维山的期权方案里有一个很奇怪的条款——如果公司被收购或控制权变更，他的期权将自动转化为10%的股权。这个条款的触发条件写得非常模糊，像是故意留了后门。”
陆时衍盯着屏幕看了几秒，然后打字回复：
“这个条款可能是陈维山给自己留的退路。他知道自己手里的东西值多少钱，也知道有一天可能会需要卖掉它。”
苏砚秒回：“所以我们要让他觉得，现在就是卖掉它的最佳时机。”
陆时衍嘴角微微上扬。
他抬头看了一眼天空，云层很厚，看不见星星。但远处的写字楼里灯火通明，无数人还在加班，在为各自的理想、野心或生存而战。
他把手机放回口袋，走进夜色里。
明天，又是新的一天。
（本章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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