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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文 第十六章:北京:逃离与十年一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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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火车驶入北京站时,是2016年11月4日凌晨五点十七分。

    展旭背着背包,拖着行李箱,随着人流走出车厢。十一月的北京已经很冷了,但和抚顺那种刺骨的干冷不同,这里的冷带着一种潮湿的、浑浊的气息,混合着煤烟、汽车尾气和陌生城市特有的味道。

    他站在站前广场上,看着眼前这座巨大的、陌生的城市。天还没完全亮,城市笼罩在一片青灰色的晨雾中。高楼大厦的轮廓在雾中若隐若现,像一群沉默的巨人。

    九年前的那个早晨,二十四岁的展旭站在这里,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逃得够远了吗?

    够远了。从抚顺到北京,七百公里,十个小时的火车。足够远离那座充满回忆的城市,远离那栋六层红砖楼,远离那个不会再为他亮起的窗户。

    但他很快发现,有些东西是逃不掉的。

    比如背上的纹身。

    到北京的第三天,纹身开始发炎。可能是火车上太闷,可能是北京的气候不适应,也可能是——这具身体在抗拒这个新的、强加的身份。

    他住在五环外的一个地下室。十平米,没有窗户,只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个柜子。月租八百,押一付三,几乎花光了他带来的所有钱。

    发炎是从边缘开始的。先是痒,然后红,然后肿。他对着厕所里那面布满水渍的镜子,艰难地扭过头看——背上一片通红,彼岸花的轮廓在红肿中显得模糊,像一团真正的、正在燃烧的火。

    他买了碘伏和消炎药膏,每天涂三次。涂药时要反手,动作别扭,常常涂不均匀。药膏黏在背上,衣服一摩擦就更疼。

    夜里,他趴着睡,不敢翻身。地下室很潮,被褥总是湿漉漉的。纹身在潮湿的环境里更难愈合,有时半夜会疼醒,一身冷汗。

    他想起纹身师傅的话:“可能会发烧。”

    果然发烧了。三十八度五,头重脚轻。他请了一天假——刚找到的工作,在一家小广告公司做设计,月薪四千,试用期三个月。

    老板在电话里很不高兴:“刚来就请假?”

    “对不起,发烧了。”

    “那明天能来吗?”

    “能。”

    挂了电话,他躺在潮湿的床上,看着天花板上渗水的痕迹。那是北京给他的第一个印记——不是梦想,不是机会,是地下室发霉的天花板,和背上发炎的纹身。

    他想过给纹身师傅打电话问问该怎么办,但最后没打。有些路要自己走,有些痛要自己扛。

    就像失恋,别人说再多“会过去的”也没用,得自己一天一天地熬。

    烧退后,他开始上班。

    每天早晨六点起床,坐地铁一号线倒十号线,再倒公交。通勤时间两小时。地铁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,人和人贴在一起,能闻到各种味道:香水、汗味、早餐的味道。

    他总站在车厢连接处,那里相对宽松。背靠着冰冷的金属壁,纹身在摩擦中隐隐作痛。痛的时候,他会想慧慧。

    想她在干什么。应该还在抚顺那家私立医院上班,穿着护士服,穿梭在病房之间。也许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,也许快结婚了。

    想到这里,心脏就像被一只手攥住,呼吸困难。

    他学会了在地铁里隐藏这种窒息感——面无表情,眼神空洞,像周围所有人一样。北京教会他的第一课就是:你的痛苦不重要,没人在乎。大家都有自己的痛苦要扛。

    工作很累。他是个小设计师,做的都是最基础的活:修图、排版、做海报。客户要求多,改稿无数次。常常加班到晚上九点、十点,再坐两小时车回地下室。

    回到住处时,已经筋疲力尽。煮碗泡面,吃完洗澡——洗澡是最痛苦的环节。热水浇在发炎的纹身上,刺痛像电流一样传遍全身。他咬着牙,快速洗完,涂药,然后倒在床上。

    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。

    纹身慢慢愈合了。红肿消退,结痂,掉痂,露出下面永久的图案。彼岸花终于定型了,红得暗沉,绿得幽深,在苍白的地下室灯光下,像一幅古老的壁画。

    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。二十四岁,但看起来像三十岁。眼睛里有血丝,下巴上有胡茬,背上有朵永远开着的花。

    这朵花成了他的秘密。夏天他不敢穿背心,不敢去游泳,怕被人看见。同事问起,他只说“以前纹的”。没人追问,在北京,每个人都有秘密,没人在乎别人的。

    工作转正后,工资涨到五千。他搬出了地下室,在四环边租了个合租的单间。十五平米,有窗户,月租一千五。

    房间朝北,阳光很少。但他很满足——至少不用再闻地下室的霉味,不用再看渗水的天花板。

    新生活的第二个挑战,是试图开始新的感情。

    2017年春天,同事给他介绍了一个女孩。叫小雨,也是北漂,在一家培训机构当老师。他们约在五道口的一家咖啡馆见面。

    那天展旭特意穿了新买的衬衫,提前半小时到。小雨迟到了十分钟,一见面就道歉:“对不起,地铁太挤了。”

    “没事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小雨很爱笑,眼睛弯弯的,说话声音很轻。他们聊工作,聊北京的生活,聊各自的老家。展旭努力让自己投入对话,努力不去想慧慧。

    但脑海里总是不自觉地比较:小雨说话的方式,慧慧说话的方式;小雨笑的样子,慧慧笑的样子;小雨喝咖啡的习惯,慧慧喝咖啡的习惯。

    一顿饭吃完,小雨说:“下次再约?”

    他说:“好。”

    但心里知道,不会有下次了。不是小雨不好,是他不好。他的心里还住着一个人,没地方给第二个人。

    第二次尝试是在2018年夏天。这次是朋友的朋友,叫林薇,做销售的,性格开朗。他们一起去看电影,吃火锅,逛公园。

    林薇很主动,会牵他的手,会靠在他肩膀上。展旭试着回应,但总觉得别扭。像在演戏,演一个“已经放下过去,准备好开始新感情”的人。

    演了一个月,演不下去了。

    他约林薇出来,在公园的长椅上,说:“对不起,我还没准备好。”

    林薇看了他很久,说:“你前女友伤你很深吧?”

    他没说话。

    “没事,”林薇站起来,“祝你早点走出来。”

    她走了,没回头。展旭坐在长椅上,看着夕阳西下。公园里有人在遛狗,孩子在玩耍,情侣在接吻。

    一切都那么正常,那么美好。只有他,卡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,出不来。

    第三次,第四次……九年里,他试过六七次。每次都以失败告终。

    不是对方不好,是他不好。他的心里有个黑洞,多少爱都填不满。那个黑洞的名字叫慧慧,叫四年青春,叫一场没有告别的离别。

    他渐渐明白了:有些人,爱过一次,就用光了全部力气。剩下的余生,都是在偿还那场爱情的债务——用孤独,用回忆,用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和失败。

    2019年,展旭换了一份工作,去了一家稍大的设计公司。工资涨到八千,他搬到了三环边的一居室。四十平米,有阳台,有厨房,可以自己做饭。

    生活似乎在变好。他买了车,黑色的SUV,不是当年答应慧慧的红色。因为红色太扎眼,因为——红色是她喜欢的颜色。

    他学会了做炸酱面,不是抚顺那种,是北京炸酱面。味道不一样,但他吃习惯了。有时周末,他会自己做一碗,坐在阳台上,看着楼下的车流。

    一口一口地吃,想起九年前的那碗面,想起她说“忘了我”时的眼神。

    忘不了。不是不想忘,是忘不了。就像背上的纹身,时间久了,不疼了,但还在。颜色会褪,图案会模糊,但痕迹永远在。

    2020年疫情,北京封控。他一个人在家里待了两个月。每天除了工作,就是做饭、看电影、发呆。

    那段时间,他看了很多老电影。有一天看到《泰坦尼克号》,Rose放手让Jack沉入海底时,他哭了。

    不是为电影哭,是为自己哭。为那个二十三岁、相信爱情能战胜一切的自己哭。为那个二十四岁、在纹身椅上咬牙八小时的自己哭。为这九年,一个人在北京,试图重建生活却总在失败的自己哭。

    哭完了,洗把脸,继续做饭。

    生活就是这样,哭完了还得继续。就像纹身发炎,疼完了还得愈合。就像失恋,痛完了还得活着。

    2021年,他升了设计总监,工资涨到一万五。买了套小公寓,在朝阳区,六十平米。装修的时候,他特意选了冷色调——灰色、白色、黑色。

    朋友说:“太冷了,不像家。”

    他说:“没事,我习惯了。”

    是真的习惯了。习惯了一个人,习惯了冷清,习惯了背上的纹身偶尔在阴雨天发痒,习惯了一想起她就心口疼。

    2022年,他三十岁生日。一个人过的。买了小蛋糕,点了蜡烛,许愿。

    许什么愿呢?不知道。好像没什么特别想要的。最后他许愿:希望她过得好。

    不管在哪里,不管和谁在一起,希望她过得好。

    这是他能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——在心底,默默祝福。

    吹灭蜡烛时,他忽然想起2014年那个生日,浙商KTV的三个包房,九十九根蜡烛,她哭着说“你傻不傻啊”。

    八年了。时间真快。

    2023年,他又试了一次恋爱。对方是合作公司的项目经理,成熟,理智,不要求太多。他们像两个成年人,礼貌地约会,谨慎地靠近。

    但还是在三个月后分手了。对方说:“展旭,你人很好,但你的心不在这里。”

    他无法反驳。他的心确实不在这里。在哪里呢?在2012年的南站地下通道,在2013年的烛光教室,在2014年的KTV包房,在2016年的面馆。

    在过去。永远在过去。

    分手那天晚上,他开车去了西山。站在山顶,看着北京的夜景。城市的灯火绵延到天际,像一片倒置的星空。

    很美,但很遥远。就像他的生活,看起来很完整——有工作,有房,有车,有朋友——但心里缺了一块,永远填不满。

    他抽了支烟,想起刚到北京时住的地下室,想起发炎的纹身,想起那些在地铁里挤到窒息的日子。

    九年了。他逃离了抚顺,但没逃离记忆。他开始了新生活,但新生活只是旧生活的延续,只是换了个地方,继续怀念,继续疼痛。

    下山时,他看了看手机。2023年10月17日。

    距离分手,已经七年零一个月了。

    距离那个纹身,也七年了。

    背上的彼岸花,颜色褪了很多,边缘有些模糊。像记忆,时间久了,细节就模糊了。但轮廓还在,一摸就知道,那里有东西。

    永远有东西。

    2024年,展旭三十岁过半。他开始接受心理治疗——不是抑郁症,只是一种“帮助走出过去”的咨询。

    咨询师是个温和的中年女人,问他:“你为什么觉得走不出来?”

    他说:“因为没好好告别。”

    “那现在可以告别吗?”

    “不知道。”

    “你想告别吗?”

    他沉默了。想吗?好像想,又好像不想。告别意味着真正放下,意味着承认那段感情真的结束了,意味着……她真的成了过去。

    但他舍不得。舍不得那四年,舍不得那个二十三岁的自己,舍不得那段相信“永远”的时光。

    咨询师说:“也许你不必强迫自己忘记。有些人,有些事,就是会记住一辈子。重要的是,你怎么带着这些记忆继续生活。”

    他听着,点点头。但心里知道,带着记忆生活,本身就是一种惩罚。

    就像背着纹身,永远有重量,永远有痕迹。

    2025年春天,展旭做了个决定:回抚顺。

    不是回去找她,不是回去复合,是回去告别。像咨询师说的,好好告个别。

    为了这个决定,他准备了半年。安排好工作,订好车票,查好路线——603路,51路,9路,西一路,卫校,新华乐购,医院,古城子……

    每一个地方,都要去一次。不是重温,是确认。确认那些记忆真实存在过,确认那些地方真实存在过,确认那四年真实发生过。

    然后说再见。

    对着空教室说再见,对着长椅说再见,对着面馆说再见,对着六楼的天台说再见。

    最后,对着她说再见——在心里说,对着九年前的她说。

    准备的过程中,他整理了一个铁盒。里面装着九年里保存的所有东西:车票,电影票根,小纸条,那根烧了一半的蜡烛,还有几封写了没寄的信。

    信是2016年写的,分手后那一个月。写了很多,但都没寄出去。因为知道寄了也没用,因为知道她不会回。

    现在,他重读那些信,看着二十三岁的自己,在纸上痛哭,质问,哀求。

    字迹潦草,有些地方被眼泪打湿,墨迹晕开。像一朵朵黑色的花,开在泛黄的纸上。

    他把信放回铁盒,盖上盖子。

    九年的逃离,九年的挣扎,九年的试图开始新生活,最后还是要回到起点。

    但这次不同。这次是主动的,是清醒的,是准备好了的。

    他要回去,不是为了回到过去,是为了真正离开过去。

    离开那个二十四岁、背着发炎纹身来到北京的自己。

    离开那个相信“永远”的年纪。

    离开那场持续了九年、也许会更久的、无声的告别。

    出发前一夜,展旭站在镜子前,背对着镜子,用另一面小镜子看背上的纹身。

    九年了,彼岸花的红色已经褪成暗红,像干涸的血迹。在皮肤上,安静地开着。

    他伸手摸了摸。不疼了,只有一点点痒,像记忆,偶尔发作。

    明天,他就要带着这朵花,回到那座城市,完成一场迟到了九年的告别。

    然后,也许,就能真正开始新的生活。

    也许不能。但至少试过了。

    就像这九年,他试过逃离,试过开始新感情,试过忘记。

    都失败了。但至少试过了。

    现在,要试最后一次:告别。

    他关掉灯,躺在床上。窗外是北京的夜景,车流如河。

    闭上眼睛,脑海里是抚顺的街景,是603路公交车,是南站地下通道的灯光,是慧慧十八岁的笑脸。

    九年一觉。

    梦该醒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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