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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20章 从未探索过的深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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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郑国江写下这段对话草稿。

    顾家辉在钢琴上,试着几个和弦:“遗孀主题音乐,我想用古琴。古琴音色沉、厚、有金石声,像一块碑。”

    “巴黎线呢?”黎小田问。

    “用萨克斯风。”

    王家卫说,“但不要爵士的慵懒,要那种尖锐的、不安分的、总是在寻找下一个音的音色。”

    谭咏麟看自己角色设定。

    遗孀的儿子,中年工程师。

    一直不理解母亲,直到自己婚姻破裂后,才懂“坚守”二字的分量。

    “这个角色?”

    他挠头,“我得去台湾,见见真正的遗属。”

    “可以。”

    赵鑫说,“钱老师,能安排吗?”

    钱深点头:“张文彬先生愿意配合。他说‘只要能让年轻人,知道祖父那一代人的选择,怎样都行’。”

    晚上八点,张敬老人被送回酒店休息前,拉住赵鑫的手。

    “赵先生,我有个请求。”

    “您说。”

    “电影里,能不能加一场戏?”

    老人眼睛湿润,“总司令殉国前,最后一顿早饭,是士兵从老乡家里,买来的烙饼和咸菜。他掰一半给受伤的小兵,说‘吃饱了,好杀敌’。夫人后来知道这事,每年五月十六日,早饭必是烙饼咸菜,直到去世。”

    许鞍华郑重记录:“一定加上。而且要让观众看到,四十年的烙饼咸菜,吃的不是早饭,是纪念。”

    老人用力点头,老泪纵横。

    深夜十一点,创作中心还亮着灯。

    但气氛业已不同,不再是创作狂热,而是肃穆沉淀。

    钱深带来的资料,铺满长桌:

    李敏慧女士的照片(中年后几乎全是黑衣)、张自忠将军家书(字迹刚劲如刀)、阵亡将士名录复印件、一张1940年,重庆各界公祭大会老照片,挽联如海。

    “这些!”

    许鞍华抚摸着泛黄纸页,“就是历史的重量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要做的,不是消费这种重量。”

    赵鑫沉声说,“是把它转化为艺术能量,让观众感受到,爱情可以如此之重,重到需要一生去背负。”

    黄沾已写好,遗孀主题曲第一段歌词:

    “那年你说去看太平/一去便成千古信/我用白发作纸钱/岁岁年年烧不尽”

    郑国江接上:

    “台北的月照孤枕/枕上有未干的泪印/不是哭你早去/是哭这太平/来得太迟太静”

    顾家辉试弹,古琴音色,透过扩音器流淌出来。

    沉郁顿挫,每个音符,都像在石碑上刻字。

    黎小田调试萨克斯风,吹出一段破碎旋律。

    像一个人在巴黎街头浪荡,寻找丢失的东西。

    “音乐上的对话也有了。”

    顾家辉说,“古琴是垂直的、向下的、扎根的;萨克斯风是水平的、扩散的、流浪的。最后在香港交汇,用交响乐团把两种力量,编织在一起,不是融合,是对话。”

    王家卫在电话那头说:“巴黎线剧本大纲,我明天传真过来。三场关键戏:第一场,艺术家爱上一位有夫之妇,追求‘打破伦理边界的激情’;第二场,他爱上同性,探索‘性别边界的模糊’;第三场,他爱上一位八十岁老妇人,挑战‘时间边界的虚无’。但每场都以幻灭告终。”

    “那么台北线,”

    许鞍华接话,“三场戏:第一场,1940年接到阵亡通知,二十五岁的林文秀一夜白头;第二场,1955年在台湾第一次被劝改嫁,她对着丈夫照片说‘国忠,他们说太平了,该过新生活了。可我的新生活,从你走那天就结束了’;第三场,1975年病重,儿子问她‘妈,下辈子还嫁爸吗’,她笑说‘下辈子,让他打出个太平盛世再来娶我’。”

    张国荣和谭咏麟对戏。

    “巴黎艺术家到香港,偶然听说林文秀的故事。”

    张国荣念台词,“他无法理解,‘四十年的孤独,就为了一段可能只有几年的婚姻?这太不理性了。’”

    “遗孀的儿子回答。”

    谭咏麟接上,“‘这不是理性问题,是信义问题。我爸走前留信给我妈:等太平。我妈用一辈子在等,不是在等他回来,是在等‘太平’这个承诺被兑现。她等的是承诺本身。’”

    “然后艺术家问:‘那等到了吗?’”

    “儿子沉默很久,说:‘台湾很繁华,但她临终前说,这繁华里,听不到我爸想要的太平。’”

    这段对话写完,所有人都沉默了。

    窗外,香港夜色深沉。

    但创作中心里,四十年前的血与火、泪与誓。

    正透过泛黄信纸和老人回忆,一点点复活。

    赵鑫左臂石膏在灯光下,白得像一根纪念碑。

    他忽然想起李敏慧女士信中那句话:

    “今世既无此缘,便用余生守此誓言。”

    原来爱情的深度,真的可以用一生来丈量。

    而他们要做的,就是让这个时代看见。

    在轻浮的流行情歌和快餐爱情之外,还有一种爱情,重得需要整个生命去扛。

    “开机时间不变。”

    赵鑫最后说,“八月婚礼后,九月第一个周一,《巴黎的雨,台北的月》,或者就叫《民国时期的爱情》,正式开机。巴黎部分,由王家卫带队去法国拍,台北部分许导带队。香港交汇部分,等两边拍完再拍。”

    “预算呢?”施南生问。

    “上不封顶。”

    赵鑫说,“这部片子不只要赚钱,要赚的是亚洲历史的尊严,和东方爱情的重量。”

    散会后,赵鑫一个人,留在创作中心。

    他翻开李敏慧女士,信件复印件,手指拂过那些褪色字迹。

    左手腕刺痛还在持续。

    但这次,他感觉那刺痛有了重量。

    像在提醒他,有些东西,比个人的疼痛更重要。

    比如记住。

    比如传承。

    比如用一部电影,为一个时代女性的沉默坚守,竖起一块银幕的碑。

    窗外,一九八零年六月六日深夜。

    全香港都在沉睡。

    但清水湾这片森林里,一群人正点灯熬油。

    要把四十年前的泪与火,炼成这个时代最重的爱情故事。

    重到让所有轻浮的议论,都羞愧的闭嘴。

    重到让巴黎的雨和台北的月。

    在历史的重量下,找到对话的可能。

    赵鑫关掉灯,在黑暗里坐了很久。

    手腕还在疼。

    但心里,前所未有的踏实。

    因为他知道,这一次,他们真的触到了香港电影,从未抵达的深度。

    而深度,才是对抗时间的唯一武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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