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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李再次被救护车拉走那天，是十月末的一个下午。天很蓝，蓝得没有一丝云，像一块洗得发白的旧布挂在天上。院子里的柿子树落光了叶子，光秃秃的枝丫上挂着几颗红透了的柿子，没人摘，已经被鸟啄了好几个窟窿。风一吹，柿子晃一晃，窟窿里露出金黄色的果肉，招来几只蜜蜂嗡嗡地转。
阿黄趴在藤椅旁边，下巴搁在前爪上，眼睛半睁半闭。藤椅是空的，老李在屋里躺着。从早上开始，老李就没出过房门，这在以前是从没有过的事。往常不管多难受，老李早上都会撑着起来，给阿黄倒一碗温水，泡上半个馒头，再给自己泡一杯茶。今天早上，屋里没有水声，没有茶香，没有老李拖着布鞋在地板上走动的窸窣声。
阿黄站起来，走到卧室门口，用鼻子拱了拱门。门虚掩着，推开了一条缝。老李躺在床上，被子拉到下巴，脸歪向一边，嘴唇发白，额头上全是汗。他的呼吸很重，像拉风箱一样，呼哧呼哧的，每一次呼气都带着一种让阿黄听不懂的杂音。阿黄走到床边，把脑袋搁在床沿上，鼻尖凑近老李的手。老李的手动了动，手指搭在阿黄的头顶上，很轻，轻得几乎没有力气。
“阿黄。”老李的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，“你饿不饿？”
阿黄摇了摇尾巴。它其实饿了，从昨天晚上那半碗粥到现在，肚子里空空的。但它没有叫，也没有像平时那样叼着饭盆跑来跑去。它只是把脑袋往老李手心里顶了顶，让他摸得更容易一些。
老李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上午。中午的时候，隔壁的刘婶来敲门，端了一碗面条。阿黄认识刘婶，她是这条巷子里唯一会跟老李说话的人。刘婶敲了半天门，没人应，就自己推门进来了。她走进卧室，看见老李的样子，脸色变了，伸手摸了摸老李的额头，烫得缩了一下手。
“李大爷，您烧得厉害，得去医院。”刘婶的声音很急。
老李摆了摆手。“没事，老毛病了。吃点药就行。”
“什么老毛病！您这烧起码三十九度往上，再拖就出事了！”刘婶掏出手机，拨了一个号码，对着电话那头说了几句。阿黄听不懂电话里说什么，但它听见刘婶的声音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着急。它抬起头，看着刘婶，尾巴夹在两腿之间，喉咙里发出一声低低的呜咽。
“别怕，阿黄。”刘婶蹲下来摸了摸它的头，“一会儿有人来帮你爷爷。”
阿黄不懂“一会儿”是多久。它只知道过了很长很长时间，院子外面响起了它从没听过的声音——一种尖锐的、由远及近的鸣叫，越来越响，最后停在了门口。然后是杂乱的脚步声，几个人穿着白色和蓝色的衣服冲进来，手里抬着一个带轮子的床。他们进了卧室，把老李从床上抬起来，放在那个床上。老李的身体很轻，被抬起来的时候像一片被风吹落的叶子，阿黄甚至能看到他手腕上突起的骨头。
“阿黄……阿黄……”老李在被推出卧室的时候，转过头来找它。他的眼睛浑浊而模糊，在房间里扫了一圈，最后落在阿黄身上。他伸出手，手指朝阿黄的方向抓了抓，像要抓住什么。
阿黄冲过去，想跟着那个带轮子的床一起走。但刘婶一把抱住了它，把它紧紧地搂在怀里。“阿黄，你不能去。医院不让狗进。”
阿黄挣扎着，四条腿蹬着地，爪子在地板上划出刺耳的声音。它看着那张床被推出院子，推出大门，老李的手还伸着，手指在空气里慢慢垂下。然后车门关上了，那个尖锐的鸣叫声又响起来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，最后被巷子里的风声吞没了。
阿黄趴在门口，鼻子贴着门槛，闻着救护车留下的那股刺鼻的汽油味。它的身体在发抖，喉咙里发出一声一声细碎的哀鸣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卡在里面，出不来也咽不下。刘婶蹲在旁边，摸着它的背，一遍一遍地说“没事的，没事的”，但阿黄听得出来，刘婶的声音也在抖。
老李在医院住了七天。
这七天里，刘婶每天来两次，早上一次，傍晚一次。她给阿黄倒水，泡馒头，有时候还带一根火腿肠。她把火腿肠掰成小段放在碗里，蹲在旁边看着阿黄吃。阿黄每次都是先闻一闻，然后走开，趴在藤椅底下不动了。刘婶就把碗推到藤椅边上，叹一口气，站起来去给院子里的柿子树浇水。
阿黄不叫。从老李被带走那天起，它就没叫过。以前巷子里有收破烂的经过，或者有野猫翻墙进来，它都会叫几声，把老李吵醒，老李就骂它“瞎咋呼”，但从来不真生气。现在它不叫了。它趴在藤椅底下，眼睛盯着门口的方向，耳朵竖着，捕捉着每一个从巷子里经过的脚步声。三轮车夫的脚步声，送煤球的脚步声，邻居小孩跑过去的脚步声——它全都听得出来。但没有一个是老李的。老李的脚步声比别人的慢，鞋底蹭着地皮走，左脚比右脚轻一点，因为他左膝盖有旧伤。阿黄能把这串脚步声从一千个声音里挑出来。
第七天的傍晚，刘婶又来了。这次她推着一辆轮椅，轮椅上是老李。老李瘦了一大圈，颧骨高高地突出来，眼睛陷在眼窝里，手上还贴着纱布，纱布下面连着一条长长的管子，管子那头是一个透明的塑料瓶。但他的眼睛是亮的，一进巷子口就开始找阿黄。
阿黄从藤椅底下钻出来，跑到门口，尾巴摇得像是要飞出去。它冲到轮椅前面，两只前爪搭在老李的膝盖上，脑袋往他怀里拱，鼻子贴着他的胸口，闻着他身上那股熟悉的烟草味和铁锈味。但烟草味里混进了别的东西——消毒水、药片、输液管里的塑料味。阿黄不喜欢那些味道，但它不在乎。老李回来了。
“阿黄。”老李的手从轮椅扶手上抬起来，落在阿黄的头上。他的手比七天前更瘦了，手指上的关节像枯树枝一样凸出来，手背上全是针眼留下的青紫。但他的手还是暖的。阿黄把脑袋往他手心里顶了顶，喉咙里发出一声长长的、颤颤的呜咽，像是委屈，又像是欢喜。
“好了好了。”老李笑了一下，笑得很轻，很费力，“我回来了。”
刘婶把轮椅推进院子，停在藤椅旁边。老李坐在轮椅上，阿黄趴在轮椅旁边的地上，下巴搁在老李的脚面上。刘婶从屋里端出一碗粥，蹲下来喂老李。老李吃了两口，就把碗推开了。
“给阿黄留点。”他说。
“李大爷，您自己都没吃两口——”
“它饿了七天。”老李的声音很固执，固执得像一块石头。刘婶叹了口气，把碗放在地上。阿黄走过去，低头吃了两口。粥里有肉末，是刘婶特意加的。阿黄嚼了两下，忽然停下来，转过头看老李。老李靠在轮椅上，眼睛半闭着，嘴角弯着一丝很淡很淡的笑。阿黄看了他一眼，低下头继续吃。它吃得很慢，每吃一口就抬头看一眼老李，好像怕他又不见了。
从那天开始，老李的身体越来越差。他不能再去护城河边散步了，也不能蹲在院子里给柿子树松土了。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藤椅上，腿上盖着一条旧毛毯，藤椅被刘婶挪到了朝南的窗户下面，能晒到太阳。阿黄就趴在藤椅旁边的地板上，有时候把脑袋搁在老李的膝盖上，有时候把爪子搭在他的脚背上。老李醒着的时候，就伸手摸摸它的耳朵，或者用手指在它背上慢慢地划拉。老李睡着的时候，阿黄就一动不动地守着，连呼吸都放得很轻。
十一月了。院子里的柿子终于被鸟啄光了，最后一颗掉在地上，摔成一滩烂泥。阿黄走过去闻了闻，没有吃。它回到藤椅旁边，发现老李正醒着，眼睛看着窗外的柿子树。
“阿黄。”老李的声音很轻，轻得像一片落在地上的枯叶，“你去把树叶叼过来。”
阿黄歪了歪头，不懂。
老李的手从毯子下面伸出来，指了指院子里的落叶。梧桐树的叶子落了一地，金黄的，褐色的，铺了厚厚一层。老李的手指在空中做了一个抓的动作，然后指了指藤椅底下。
阿黄明白了。它站起来，走到院子里，用嘴叼起一片梧桐叶，走回来，放在藤椅底下。然后又去叼了一片，又一片。它来回跑了很多趟，把院子里最完整的、最好看的叶子一片一片叼到藤椅下面，铺了薄薄一层。老李看着它跑进跑出，嘴角的笑容一直没有散。
“够了。”老李说，“阿黄，够了。”
阿黄停下来，喘着气，趴在藤椅旁边的叶子上。老李伸手摸了摸那些叶子，手指在叶面上滑过，像在摸什么宝贝。
“你李奶奶以前也喜欢叶子。”老李忽然说，声音很轻，像是在自言自语，“她秋天的时候，总把好看的叶子夹在书里。她说叶子落了，明年还会长。她说人走了，念想还在。”
阿黄不懂“念想”是什么意思。但它能听出老李的声音里的那种空，像是一口很深的井，看不到底。它把脑袋搁在老李的膝盖上，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咕噜声。老李低下头，把下巴搁在阿黄的头顶上，闭上眼睛。
“阿黄。”他说，“你要是个人就好了。”
那天晚上，老李咳得很厉害。阿黄趴在他床边，听着那一声一声的咳嗽，每一次都像是有人拿鞭子在抽它。它站起来，把前爪搭在床沿上，用鼻子去蹭老李的手。老李咳了一阵，终于停下来，手在阿黄的鼻子上轻轻点了一下。
“没事。”他说，“你去睡。”
阿黄没有去睡。它趴在床边，一整夜没有合眼。
凌晨的时候，老李忽然坐起来。他靠着床头，脸色白得吓人，但精神像是好了一些。他伸手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样东西，是一个旧布包，裹了好几层。他一层一层打开，里面是一张照片，黑白照片，已经泛黄了，边角都卷了起来。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，扎着两根麻花辫，站在一片稻田前面笑。那是李奶奶，阿黄从老李平时的念叨里拼凑出来的——李奶奶年轻的时候，辫子又黑又长，笑起来有两个酒窝。
“这是你李奶奶。”老李把照片举到阿黄面前，虽然他知道阿黄看不懂，“她走得早。走的时候跟我说，老李啊，你别一个人孤零零的。后来你来了。你来了，我就不孤零零的了。”
阿黄看着照片上那个女人的脸，又看了看老李。老李的眼睛里有水光在晃。他把照片收起来，重新裹好，放回枕头底下。然后他躺下来，把一只手垂在床边。阿黄走过去，把脑袋搁在他的手心里。
“阿黄。”老李的声音很轻很轻，轻到阿黄要靠得很近才能听见，“谢谢你。”
阿黄不知道“谢谢”是什么意思。它把鼻子往老李的手心里顶了顶，闭上了眼睛。
天亮了。
刘婶来的时候，发现院门开着，阿黄趴在门槛上，一动不动。她走进卧室，看见老李躺在床上，手垂在床边，脸上盖着一条旧手帕。她走过去，轻轻掀开手帕。老李的脸很安详，嘴角弯着一丝很淡很淡的笑，像是做了一个很好的梦。他的眼睛闭着，再也没有睁开。
刘婶的手开始抖。她把手帕盖回去，退后一步，靠在墙上，用手捂住了嘴。眼泪从她的指缝里流下来，滴在地板上，无声无息。
阿黄从门槛上站起来，走进卧室。它走到床边，把鼻子凑到老李的手旁边，闻了闻。老李的手还是软的，但已经凉了。阿黄用鼻尖蹭了蹭他的手背，等了一会儿，又蹭了蹭。老李的手没有动。
阿黄抬起头，看着老李的脸。它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发出一声很轻很轻的呜咽，像是从肚子最深处挤出来的。它把脑袋放在床沿上，两只前爪趴在地上，眼睛一直看着老李。它没有叫。从老李被救护车拉走那天起，它就没有叫过。现在它还是不叫。它只是趴在那里，守着，等着。
刘婶打了电话。中午的时候，来了几个人，把老李抬走了。阿黄跟着那张床走到院子门口，像七天前一样。但这次它没有挣扎。它站在门口，看着那张床被抬上车，看着车门关上，看着车开走，消失在巷子的尽头。它的尾巴垂在身后，耳朵耷拉着，眼睛一直盯着车消失的方向。
刘婶蹲下来，抱住它。“阿黄，李大爷走了。”她的声音抖得厉害，“他去了很远的地方。不回来了。”
阿黄听不懂“很远的地方”是哪里。但它听懂了“不回来了”。从那天晚上老李把它抱回家开始，阿黄就知道，这个人不会丢下它。他说过“回来”，就一定会回来。他说过“等我”，就一定会等。但现在刘婶说“不回来了”。阿黄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但它感觉到身体里有什么东西被抽空了，像是一个碗漏了底，所有的东西都在往外流，却堵不住。
刘婶把它带回院子。院子里空荡荡的，藤椅还在窗户下面，毛毯还搭在扶手上，柿子树还站在墙角。阿黄走到藤椅旁边，趴下来，鼻子贴着藤椅的腿。藤椅上还有老李的味道，烟草味和铁锈味混在一起，淡淡的，但还在。
从那天起，阿黄每天都在藤椅旁边趴着。刘婶每天来给它送饭，倒水，有时候蹲在旁边跟它说说话。阿黄听她说话，尾巴偶尔动一下，但更多的时候，它只是趴着，眼睛看着门口。
天冷了。梧桐树的叶子落光了，院子里的风一天比一天凉。刘婶给阿黄在藤椅旁边铺了一个纸箱，里面垫了旧棉袄，但阿黄很少进去。它更愿意趴在藤椅底下，趴在那些它叼来的落叶上面。那些叶子已经干了，踩上去窸窸窣窣的，像老李走路时鞋底蹭着地皮的声音。
第一场雪落下来的时候，阿黄从藤椅底下爬出来，走到院子里。雪花落在它的背上，落在它的耳朵上，落在它黑色的鼻尖上。它抬起头，看着灰白色的天空，雪花一片一片地往下飘。它忽然想起来，去年的冬天，老李也是在这个院子里，用一把旧扫帚扫雪。扫着扫着，老李扔了扫帚，团了一个雪球朝它扔过来。雪球砸在它背上，碎了一地。老李笑得像个孩子，说“阿黄你个笨狗，躲都不躲”。它当时不知道躲，现在它也不知道躲。它站在雪里，等着雪球，等着老李的笑声。
但院子里只有风声。
晚上，刘婶来了，把阿黄拉进屋里。阿黄趴在炉子旁边，闭着眼睛。炉子里的火烧得很旺，橙红色的光映在它的毛上。它睡着了。梦里，它听见一个声音，很老，很熟悉，带着那种鞋底蹭着地皮走的节奏。
“阿黄。”那个声音说，“跟我回家吧。”
阿黄在梦里摇了摇尾巴。它跟着那个声音走了很远很远，走进了一片暖融融的光里。光里面有一把藤椅，藤椅上坐着一个老人，手里端着一碗热粥，朝它招了招手。
“来。”老人说，“粥还是稠的。”
阿黄跑过去，把脑袋搁在老人的膝盖上。老人的手落在它的头顶，很暖，很重，像活着的时候一样。
窗外，雪还在下。刘婶往炉子里加了一块煤，坐在旁边的椅子上，看着睡梦中的阿黄。它的嘴角微微向上弯着，像是在笑。四只爪子轻轻地蹬着，像是在跑。刘婶看了一会儿，伸手摸了摸它的头。
“去吧。”她轻声说，“别让他等太久。”
阿黄在梦里跑着，跑向那把藤椅，跑向那碗热粥，跑向那个永远不会再丢下它的人。雪落在院子里，落在藤椅上，落在那些干枯的落叶上，一片一片，把整个世界都盖住了。而在这个小小的、暖融融的梦里，阿黄终于等到了那个等了一辈子的人。他伸出手，摸了摸它的耳朵，说了一句它等了一辈子的话。
“阿黄，咱们回家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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