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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月二号,礼拜二。早上五点十分,市局门口。郑海峰的车已经发着了。晏队坐在副驾驶上,手里捏着一个笔记本。苏晓棠坐在后座,腿上搁着勘查箱,手里拎着一兜煮鸡蛋。温则鸣一上车,她就递过来两个。
“路上垫垫。到那儿得九点多了。”
车上了高速,往南开。过了一阵子,晏队才开口。
“到了,我跟老郑问他媳妇,晓棠跟当地所里的人问老太太,分开问。”
郑海峰看了一眼后视镜。
“老温,刀口这事,你想让我问出点什么?”
“他签过什么东西没有。”
九点二十,下了国道,又走了十几里土路。当地派出所的一个民警在村口等着,骑着一辆摩托,在前头领着。
卢家在村子最里头,三间平房,院墙是砖垒的,比那三间房新得多。院里拴着一条狗,扑着链子狂叫,被一个老太太喝住了。
老太太七十上下,个子矮,围裙上沾着面。她看了看那个民警,又看了看他们几个,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。
“你们这是为喜旺来的吧?”
晏队往前走了一步。
“大娘,咱们进屋说吧。”
屋里摆着一张方桌,墙上贴着一张奖状,是孙子的,三好学生。桌子上扣着一个盆,盆底下是刚和好的面。
卢喜旺的媳妇从里屋出来,四十上下,脸晒得黑,头发拿一根皮筋扎在脑后。她站在里屋门口,没往前走。
昨天所里来人,只说了人没了。晏队这回把话说全了,也说得很短:在云州,河里,上个礼拜捞上来的,比了血,是他。
老太太扶着桌子坐下了,坐下以后,两只手还撑在桌沿上。
他媳妇没动。
“在哪儿?”
“云州。”
“人呢?”
“在我们那儿。人已经做了解剖,死因还在查。案子没查完,人还领不回来。”
“解剖,也没人来问过家里一声。”
晏队说:“那会儿还不知道他是谁,家里通知不到。死因不明的,局里批了就得做,这是规定。”
她点了点头,眼睛看着地上。
“什么时候能领回来埋了?”
晏队说:“等案子查完。”
郑海峰说:“他是怎么落到河里的,我们也在查。”
老太太的手从桌沿上滑下来了。
他媳妇抬起头来看着郑海峰,看了好一会儿。
“那也是他自己找的。”
“他找什么去了?”
晏队让当地那个民警跟苏晓棠扶着老太太进了里屋,把门带上。然后他把本子打开,先跟她说了一遍:问你的话,要照实说,说假话,是要负责任的。
晏队从头问:什么时候走的,去哪儿,干什么活,最后一回打电话是哪天。
她答得很顺。正月十六走的,说去城里找活,没说哪个城。正月底打回来一回,后来就打不通了。四月里去派出所报的。
郑海峰接过话头。
“他身上那道刀口,是怎么来的?”
“割了个瘤子。”
“在哪儿割的?”
“县医院。”
“什么时候?”
“前年。秋天。”
“住了几天?”
她顿了一下。“三五天吧。”
“谁陪着去的?”
“我在家看孩子,他自己去的。”
“签过什么东西没有?”
“没有。”
郑海峰没有再问,在本子上记了一笔。
里屋的门开了。当地那个民警拿着刚记好的一页笔录先出来,苏晓棠扶着老太太跟在后头,老太太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,信封让人折过好几回,边上都起了毛。
“他回来那天揣着这个,叫我收好,说是凭据。”
老太太把信封放在桌上,推到桌子当中。
他媳妇伸手要拿,郑海峰先按住了。
温则鸣戴上手套,把信封打开,里头是一张纸,叠成四折。他一折一折打开,扶平了。
抬头印着:自愿捐献书。
捐献人那栏,签着卢喜旺的名字,字写得歪,底下按着红手印。捐献器官那里印着:左肾。
家属意见栏,手写的两个字:同意。后头签着一个名字,也按了手印。
最底下一行是落款的日子:前年的十月二十一日。
温则鸣看着那个日子,看了很久。他记得待查库里那一行,也是这一天。
他把那张纸往苏晓棠那边推了推。苏晓棠拿出相机,比例尺贴着摆好,正面拍了两张,翻过来,背面也拍了。
背面是空的,只在右下角,有人拿圆珠笔写了一串数字,十一位,写得很用力,最后一位描了两遍。
郑海峰看了一眼家属意见栏里的名字,抬起头来,看着里屋门口那个人。
“这个名字,是你签的?”
她没有回答。
“可你说是他自己去的。”
她靠在门框上,过了很久,才开口。
“签字那天,我去了。”
“说好三万。说好三万,给了八千。在县医院门口给的,一个信封,八千。剩下的说过年给,过了年又说等等。”
她的声音很平。
温则鸣看着她。融冰案卷第六册里,八号贺立春那份笔录,说的也是这几样:说是自愿捐献,说好三万,给了八千,钱是一个人在县医院门口给的,没说名字。
“八千块钱,院墙垒了,孩子的学费交了。他回来以后,重活又干不了,地里的活都是我干。”
老太太从桌子跟前站起来,又坐下了,两只手撑在桌沿上。
“上个月,他打电话回来了。”他媳妇说。
晏队的笔停住了。
“你不是才说说正月底以后就打不通了?”
“他换了号。上个月十五号,打回来一回。说电视上放了,城里那个案子又开庭了,那个老板早先就判了死刑。他说老板一死,剩下那两万二就没人给了,他得赶在前头,去找那个给他信封的人。第二天又打回来一回,说找着了,那个人就在云州,他上门去找的,见着了。后来,就再没打过了。”
“他上个月打回来的那个号呢?”
“在我手机里。”
晏队让她把手机拿出来,翻到那一天,把号码和时间点抄在本子上。抄完了,他把笔放下。
“他上个月打电话回来的事,你怎么没跟派出所说?”
她看着桌上那张纸。
“说了,就得说他卖了一个腰子。村里人知道了,孩子在村里还怎么念书。”
那个当地的民警站在里屋门口,这时候把脸转过去,看着院子里那条狗。
温则鸣把那张纸翻过来,又看了一眼背面那串数字。
郑海峰替他问了:“背面这个号,是谁写的?”
“他自己写的。那个人给他的号,说有事打这个。”
“这个号,后来打通过没有。”
“前年、去年都打过。去年开春以后,就打不通了。”
温则鸣点了点头,把纸翻回正面,跟信封一起装进物证袋。晏队开了调取清单,一栏一栏写,写完了,念给老太太听。老太太不识字,听完点了点头,自己在持有人那栏按了手印。
问他媳妇的那份笔录,晏队转过来交给她自己看。
她看得很慢,看完了,拿起笔,在末尾签了名字。
跟自愿书上家属意见栏里的,是一样的字。
出门的时候,老太太跟到了院门口,说面都和好了,在家吃饭再走。郑海峰说不了,还得赶回去。
“他上个月打电话回来,跟我说,娘,这一回钱要回来,就不出门了。”
她站在门口,手里还扯着那块围裙。
“那个人家里,他去过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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