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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走哈格里夫斯,周秉昆决定拍一部电影,冲击欧洲三大电影节。周秉昆在香港,“大作家”和“电影导演”的双重头衔已经立住了。
《秋天的童话》票房180万,报纸上夸他“把最简单的故事拍得让人落泪”。
但在欧美,萧玉只是个畅销书作者。
电影导演的头衔,欧美可不认可。
他冲欧洲三大,冲的不是票房。
他冲的是“萧玉导演”这个身份在国际层面的认证。
有了欧洲三大的奖项,以后他就有机会去好莱坞执导。
一个欧洲大奖,改开后,能在国内吃一辈子。
而且,吃得很好。
周秉昆在欧洲三大刷几个大奖,再去好莱坞执导两部大卖的电影;
加上嘉禾大股东的身份,改开后回四九城,他在内地影视圈,能直接起飞。
甚至未来几十年,在国内“萧玉”都是独一份的存在。
想想国内那些绝代;
女儿国;
顶美……
这些事情,不能想。
一想;
晚上就要,多换一条裤子。
周秉昆,翻开本子,开始计算时间。
欧洲三大,他决定第一次就冲最难的戛纳国际电影节。
戛纳每年5月举办,报名截止通常在3月前后。
1971年9月中旬开机,11月底完成后期制作;
1972年2月去法国公关、报名,时间非常充裕。
他有空间探查辅助,拍摄时全程开着,85分的导演水平加上美金公关,大有可为。
1972年的戛纳,恰好是规则改变的一年。
戛纳董事会通过决议,取消了“各国官方推荐”的门槛,世界各地的电影都可以直接报名,由戛纳自己挑选。
这意味着周秉昆不需要通过港英政府或任何官方机构推荐,可以直接把片子递到戛纳选片委员会。
这是前所未有的便利。
1972年的戛纳喜欢什么调调?
周秉昆在电脑上查了1972年戛纳的入围名单和获奖情况。
明年的金棕榈给了两部意大利电影:埃里奥·贝多利的《工人阶级上天堂》和弗朗西斯科·罗西的《马蒂事件》。
《工人阶级上天堂》讲一个工厂工人遭遇工伤后走向反抗,《马蒂事件》讲一个石油大亨被神秘谋杀的真实故事,导演在拍摄期间收到过威胁。
明年的戛纳,喜欢的是社会现实主义、政治批判、真实事件改编。
选片口味偏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那一脉:
关注底层,关注社会不公,关注人在贫苦中的挣扎。
周秉昆把这一点记在本子上。
他不能拍政治,不能碰黑警,但他可以拍底层,拍亲情,拍人在一个封闭环境里的挣扎。
这些元素,戛纳的选片人看得懂,也不会在香港惹麻烦。
周秉昆从空间里拿出电脑,把1973年到2000年获得戛纳最高奖金棕榈的电影全部,快进,看了一遍。
1973年,《稻草人》和《受雇者》。
一个美国公路片,一个英国阶级片,都跟香港土壤不对。
1974年,《窃听大阴谋》,他之前想过,但碰警黑红线,放弃了。
1975年,《烽火岁月志》,阿尔及利亚独立史诗,跟香港无关。
1976年,《出租车司机》,纽约底层夜景,香港有类似土壤,但气质太美国。
1978年,《木屐树》,意大利农村佃农的生活流,香港没有那种土地文明的厚度。
1979年,《铁皮鼓》和《现代启示录》,一个寓言体,一个战争史诗,1971年的嘉禾拍不了《现代启示录》的体量,《铁皮鼓》他考虑过,但寓言体不好拍。
1980年,《影武者》和《爵士春秋》,黑泽明的史诗和鲍勃·福斯的歌舞片,都不是他能碰的。
1981年,《铁人》,波兰政治片,红线。
1982年,《大失踪》《自由之路》,政治题材,红线。
1983年,《楢山节考》,日本山村的弃老习俗,港澳台都没有对应的文化。
再往后,1984年《德州巴黎》,公路片。
1985年《爸爸出差时》,南斯拉夫政治寓言。
1986年《战火浮生》,宗教题材。
1987年《恶魔天空下》,法国宗教灵魂挣扎。
1988年《比利小英雄》,北欧底层成长。
1989年《性、谎言、录像带》,美国独立电影。
1990年《我心狂野》,林奇式美国疯狂。
1991年《巴顿·芬克》,好莱坞编剧困境,风格化太强。
1992年《善意的背叛》,瑞典家庭史诗。
1993年,《霸王别姬》和《钢琴课》。
周秉昆看到这里,停了一下。
中国人不为难中国人。
周秉昆决定不碰这个。
1994年《低俗小说》,昆汀的对话风格无法复制。
1995年《地下》,政治寓言。
1996年《秘密与谎言》,迈克·李的即兴表演方法,1971年的香港演员做不到。
1997年《樱桃的滋味》和《鳗鱼》,阿巴斯的哲学极简和今村昌平的日本底层,都隔得太远。
1998年《永恒的一天》,希腊诗意电影。
1999年《罗塞塔》,比利时底层少女求生。
2000年《黑暗中的舞者》,形式实验加数字摄影技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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